逼KTV下架6000多首歌 是保护版权还是要发垄断财

传说中的“中国音像著作权集体管理协会”放了大招,但是很多音乐著作权人却是满满的躺枪感。

近日,中国音集协向社会发出公告,通知KTV设备和系统服务商(VOD)及KTV经营者删除“非音集协管理”的部分作品。音集协自称是,我国“唯一”的音像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覆盖了KTV市场绝大多数的份额,所以KTV经营者“只有”向音集协缴纳著作权许可使用费,才有可能一揽子解决全部法律风险,否则,KTV将面临着不断被各个不同的权利人频繁的提起侵权之诉。

维护著作权的理由听着义正辞严,但是总觉得怪怪的。如果是音集协代表自己的会员要求KTV下架未付费产品,倒是正常的维权举措,但是这次音集协却要求下架“不属于”自己管理的音像作品,理由有2条:著作权人告你太麻烦,我是“唯一”的音像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

嘴上说的是“我为你好”,实际上却是满满的算计,有借机巩固自己的垄断地位之嫌,逼着还没有将作品授权的当事人向音集协就范。

音乐作品的使用人不可能到处找作者去交钱;作者也不可能每天去催讨使用费。所以,著作权的集体管理组织(中介组织)应运而声。《著作权法》第8条规定:“著作权人和与著作权有关的权利人‘可以’授权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行使著作权或者与著作权有关的权利。”“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是非营利性组织,其设立方式、权利义务、著作权许可使用费的收取和分配,以及对其监督和管理等由国务院另行规定。”

第一,法律讲得很清楚,著作权人“可以”授权集体管理,著作权人不是“必须”授权集体管理。

第二,法律明确规定,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必须是非营利性组织,不能追求自身的利益,而是要维护著作权人的利益,不能本末倒置。

第三,法律从没有授权音集协的独家垄断地位。这次音集协反复强调自己是“唯一”的音像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唯一”的表述让人以为它和中国律师协会一样,被法律赋予了法定的独营地位,所有著作权人必须参加他的组织,不参加的,其作品就是“违规”,这是“拿着红帽子压人”。

所以难怪有人质疑,这说明了音集协本身定位的异化,从维护著作权人的利益,正在变成追逐自身的利益最大化。这次音集协高调要求KTV下架非集体管理作品,在很多人看来还有另一种意图,就是逼着还没授权其“集体管理”的相关音乐公司、著作权人的就范,再不授权,自己作品的KTV终端就会被掐掉。

早在2012年,原国家版权局公布的《著作权法》(修改草案)提出“可强制使用他人录音作品”,就曾引发过中国音乐界的集体反弹,这背后是长期以来,中国音乐人对音集协无法真正代表自身利益的焦虑。从音乐圈内的一些亲历讲述来看,音集协更像管理衙门。之前,音乐人付出辛苦劳动创作的音乐作品,被音集协“仔卖爷田心不痛”地以几百块的白菜价卖掉。

这次音集协的下架要求,已经涉及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倒逼着著作权人乖乖就范,已涉嫌违反《反垄断法》以及违背诚信原则。

事实上,一个行业多个协会,展开充分竞争,代表行业利益,这是早几年就已经开展的协会改革。很多国家、地区的著作权中介组织都存在多家,彼此之间有竞争,著作权人也可自由转会。比如,我国台湾地区有台湾音乐著作权人联合总会、“中华”音乐著作权协会等7个中介团体。欧洲也严防著作权中介组织形成垄断,积极保护著作权人的“自由转会权”。

著作权是属于著作权人的,音集协是为维护著作权利益而设的,而不是相反,只有加入音集协才能维护权利。这次音集协自我标榜自己是“唯一”组织,要求KTV 下架“非集体管理”作品,有不正当竞争的嫌疑。

14名福彩官员贪污1360亿?传言是不透明的产物

11月9日,中央纪委网站发布了一篇重磅文章,介绍驻民政部纪检监察组如何严肃查处中国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原主任鲍学全、王素英,原副主任王云戈、冯立志等14名局处级领导干部的违纪违法问题,并公开了中国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4名原负责人忏悔视频。

中纪委的文章发布后,引发了关于贪腐金额的广泛传言。流传甚广的说法是,14名官员一共贪污了1360亿元,平均每名官员贪腐97亿。当然,此说法缺少权威来源。民政部的数据显示,2017年,中国福利彩票销售金额为2169.8亿元,加上体彩部分,彩票总销量达到4266.69亿元。1360亿将近全年售彩的三分之一,贪腐如此巨额,可信度并不算太高。

(中国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原负责人忏悔视频截图)

但它并不妨碍“14名官员贪污1360亿”的说法广泛传播。一方面,彩票发行管理领域的腐败大案中,贪腐金额高于十亿的已有先例,比如《廉政瞭望》杂志曾披露,由福彩中心担任最大股东的中彩在线,总经理贺文非法获利至少27亿元。另一方面,彩票发行管理的不透明状况,早已为外界广泛诟病。贪腐金额成谜引发的传言,也是信息封闭的现实产物。

福利彩票顾名思义,它的功能在于社会福利保障。在《彩票管理条例》等规章制度中,在彩票奖金和彩票发行费之外,该拿出多少彩票公益金,专项用于社会福利、体育等社会公益事业,也有明确的比例规定。福利彩票定位的公益性,决定了收支必须高度透明,“按照政府性基金管理办法纳入预算,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保证专款专用,并接受社会监督。

不过,福利彩票领域的信息公开力度,长时间处于滞后的局面,彩票发行、销售情况很少面向社会全面具体地公布。由此导致本该用于公益事业的公益金使用不透明,彩票发行管理费用标准混乱,等等。另外,由于实行特许发行制度,彩票发行管理权也容易被当成寻租的筹码。

这些管理乱象背后,对应着各类贪腐案例。像此前有媒体报道,福彩中心黄山培训基地奢华惊人;而此次报道提到的王素英,实际上已经是近年来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被查的第三任原主任。连续三任主任落马,从侧面说明,在这个亟待规范的领域,由于管理不透明,触手可得的利益对权力产生了多大的诱惑。

2012年彩票领域曾迎来首次全方位的审计,2015年公布的结果,让外界倍感错愕:抽查的658.15亿彩票资金中,涉及到虚报套取、挤占挪用等违法违规问题金额高达169.32亿。如此高的问题资金占比,加上彩票领域贪腐案例频发,都为“14名官员贪污1360亿”传言提供了可信度的加持。

在贪腐之外,彩票发行和宣传过程中塑造出来的暴富幻想,让福利彩票给外界的形象进一步扭曲,偏离“福利”的定位。

(2017年12月8日,四川省成都市,四川广元200名彩民众筹2772元合买双色球中1194万元一等奖奖金。)

据此前多家媒体报道,中国的彩民数量已经达到三亿左右,买彩票上瘾导致家破人亡的大有人在。对这个群体来说,彩票宣传偏离公益性,已经造成了成瘾的后果,日复一日的购买行为,支撑着一夜暴富的幻觉。在此前提下,如果每年几千亿的彩票销售资金,最终变成了贪官们的提款机,那冠着福利之名的彩票,无疑是对彩民光天化日下的欺骗。

零碎的信息披露,粗疏的信息公开,都会放大外界对彩票贪腐传闻的想象。既然让官员露面忏悔的初衷是警示,那更该交代清楚,14名官员贪腐金额是多少,避免留下猜测空间。这本身也是信息公开的一部分。基于监督考虑,彩票管理也该告别粗枝大叶式的公示机制,必须严格按照《彩票管理条例》等规定,对外公开彩票公益金的筹集、分配和使用情况。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彩票发行管理中心的官员接连落马,进一步说明它是贪腐高危领域。一个原因在于,从权限设置上,彩票发行管理中心集运动员和裁判于一身,既享有彩票的发行权,又享有管理和监督权。所以,很早以前就有代表委员提议,应该建立专门机构来管理彩票发行支出。考虑到贪腐状况频发的现实,彩票发行管理机构改革必须提速,加快分权,早日堵上腐败的制度漏洞。

性侵未成年人的证据更“灵活”,更考验法官的能力

没有其他人看见,也算“当众猥亵”?“非身体接触猥亵”也可认定猥亵儿童罪?这些司法政策乍看起来有些不合理,却扎扎实实强化了未成年人的法律保护。

日前,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第十一批指导性案例,对检察机关办理性侵、虐待未成年人违法犯罪案件进行办案指导,其中提出了一系列针对未成年人性侵案件、虐待案件司法政策适用标准。

“非身体接触猥亵”等政策看似有些奇怪,却是对于互联网环境之下、师生关系之下性侵犯罪量身制作的司法标准,放宽性侵认定标准,是为了更好保护未成年人。同时,这些标准也对司法机关公正办理案件、夯实证据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既要保护好未成年人,又要防止冤假错案发生。

(图片来源:网络)

首先,性侵未成年人法律标准应该宽于性侵成年人,而惩罚应该更严厉,这是法治国家通行的标准。在欧美国家,成人色情能得到较大的宽容,而观看、持有儿童色情照片,是美国刑法绝不能碰的底线。但是在这方面,我国的司法欠账较多。

其次,“非身体接触猥亵”也可认定猥亵儿童罪等司法政策大调整,是对中国的现实有的放矢之举。

比如骆某通过QQ软件将13岁女童小羽加为好友,通过言语恐吓,向其索要裸照,再以裸照相威胁,要求与其见面并在宾馆开房。法院一度认为这属于是猥亵儿童(未遂)。但是,检察机关认为,哪怕没有线下的直接接触,骆某获得并观看了儿童裸照,应认定为犯罪既遂。

通过网络通讯工具,以诱骗、强迫等方式要求儿童拍摄、传送暴露身体的不雅照片、视频,哪怕没有实际的身体接触,已经和普通的猥亵行为一样具有严重危害性,一样对孩子造成了精神摧残。目前,中国互联网的应用高度发达,一些“怪叔叔”通过互联网实施的强迫猥亵行为,哪怕没有现实接触,也同样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理当定罪处罚。

再比如,个别老师在教室、公共厕所、女生宿舍里对女生实施强奸和猥亵,哪怕犯罪分子施暴时比较“谨慎”,但只要当时有多人在场,即使在场人员未实际看到施暴,也应当认定犯罪行为是在“公共场所当众”实施的,从而加重处罚,这种“从重标准”可谓大快人心。

第三,针对未成年人的性侵犯罪具有隐蔽性、长期性的特点,被侵害人因为年幼,无法正常表达,或者无法了解犯罪性质,导致案件证据难以固定。这就需要在证据标准上做出特殊规定,既要防止《熔炉》这样的性侵悲剧,又要防止丹麦电影《狩猎》里的诬告现象。

在这次最高检公示的“齐某强奸、猥亵儿童案”中,齐某作为一小学的班主任,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将班里多名不满12岁的女生在各种场合进行威胁或者强奸。被告人的辩护理由是:犯罪的直接证据只有被害人陈述,其他证人证言均是传来证据,没有物证;被害人陈述前后有矛盾,不一致。

此案由最高检抗诉到了最高人民法院,最终齐某被重判无期徒刑。最高法认为,此案中“被害人家长与原审被告人之前不存在矛盾,案发过程自然”,“被害人陈述及同学证言符合案发实际和儿童心理,证明力强”,从而认定了犯罪事实。

(图片来源:网络)

这就需要重构“以被害人陈述为核心的证据链条”。最高检表示,“要根据未成年人的身心特点,按照有别于成年人的标准予以判断。审查言词证据,要结合全案情况予以分析。根据经验和常识,未成年人的陈述合乎情理、逻辑,对细节的描述符合其认知和表达能力,且有其他证据予以印证。”

这需要做出全面考察:报案经过是否及时、自然?包括被害人陈述,是否与其年龄认知水平相匹配?对于核心事件的指认是否一致?对于被告人的指认是否具有排他性?受害人一方是否有需诬告的动机?这还需要能对被告人的背景进行调查,来强化自由心证。

这给检察机关的审查起诉能力、法院的辨别证据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重构“以被害人陈述为核心的证据链条”,绝对不是“按口供定罪”,相反,需要公检法各机关全面调查案件,用细节定案,通过主观证据、客观证据和传来证据的互相印证,构成证据链。

未成年人被害人的每一次陈述中,涉及到的具体时间、地点和人物,都要做出全面的调查,看其是否能够得到交叉印证,从而构成证据链,达到法官判断的“自我确信”。

性侵未成年人的证据认定更“灵活”了,但法院的责任更大了,绝对不能像之前那样对于公安机关办的案照单全收,而是要发挥“以庭审为中心”的作用。

每一个蒋劲夫家暴时都有动人但不堪的理由

今天,许久不露面的娱乐圈小生蒋劲夫,闹了一个大新闻——家暴女友。

首先是他交往四个月的日本女友中浦悠花在社交平台上曝光其鼻青脸肿、身体受伤的照片,还留下了一句玄之又玄的话:

蒋劲夫的不明行踪与我有关。应律师和搜查人员的要求,我不方便透露。

虽然话里有话,但其中暗含的线索已经足够让吃瓜群众浮想联翩:难道这满身乌紫的伤痕,是被蒋劲夫打的?

吃瓜群众又仔细想想,觉得这太不可能。蒋劲夫看上去肤白貌美,仪表堂堂,积极向上的大好青年一个,怎么会干殴打女性这等不入流的龌龊事?

但万万没想到的是,蒋劲夫很快就发了微博——承认家暴!

不回避、不掩饰、不躲藏,悔恨之情,溢于言表,令人动容。

果然,马上就有脑残的粉丝或者营销号表白了:娱乐圈第一个承认家暴的男明星,被他圈粉。

然而,这并不只是一个浪子回头、知错就改的故事。很快就有人为蒋劲夫的动粗,提供了第一手具体详细的资料说明。

内容很长,总结起来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1,蒋劲夫的女友悠花很爱去夜店,蒋劲夫对此很不爽,曾想要分手。女友苦苦挽留,一面答应戒掉夜店生活,但私下里依然我行我素。

2,悠花辞掉工作,退了房子,衣食住行全由蒋劲夫一手包办。蒋劲夫甘愿充当冤大头,还认为这是女友“很爱他”的表现。

3,悠花曾假装自己怀孕,拿假的B超化验单骗取蒋劲夫的信任。蒋得知后,立马决定与女友结婚,还带其回家见父母。但验孕报告出来后,证明了怀孕子虚乌有。但善良单纯的蒋劲夫,只是把这件事当成了一个乌龙,没有深究。

从以上叙述,蒋劲夫应该是一个非常善良、脾气温和、对女友宽容忍让、没有心机又负责任的甜蜜爱人和新好男人,那事情怎么会闹到动手打人、且打得那么狠的地步呢?

于是,更重要的理由出现了:悠花不愿意给中国人生孩子,而蒋劲夫又很爱国,两人的冲突在所难免,一不可收。

与此同时,蒋劲夫女友的诸多“黑料”被网友曝光——悠花在与蒋劲夫交往前,与多名男子保持亲密关系。即使与蒋劲夫交往后,行为也没有收敛。

至此,故事的走向演变为:一个“用真心换此生”的纯情小生与“行为放荡不端”的女人的恩怨纠葛。小生难忍女人的放浪形骸和多次欺骗,加上难以自抑的爱国热情和不可调和的民族冲突,多种因素综合发力下,才有了这一场痛打女友的悲剧。

网友将整个过程总结为一句话:蒋很爱她,她欺骗了蒋,蒋打了他。

相比蒋劲夫好友的精彩爆料,女友悠花暂时的表态为:一切听警方安排。

但一些网友内心的正义感沸腾了。他们心安理得地接受了当事人单方面公布的真相,为委屈柔弱的男主打抱不平:

尽管受伤的是悠花,但网友们心疼的却是蒋劲夫:他人太好,太单纯,才会被骗;伤心绝望,忍不可忍,才会动手。如果不是到万不得已,他肯定不愿意伤害任何人。一时冲动之下酿成大错,他肯定难过自责……

甚至还有人连带感谢为蒋劲夫挺身而出、仗义执言的好友:感谢你提供了事实的真相!

于是,一场轰轰烈烈的明星家暴门,演变成了让人眼眶泛红的捍卫男性尊严和歌颂兄弟情的故事。

这样的剧情反转,确实很精彩。但这一反转的背后,让人寒意阵阵:

哪怕是面对“家庭暴力零容忍”这样具有高度共识的社会议题,只要施害者拥有一个动人、情非得已的理由和赚人热泪的故事文本,一切暴力的元素都会被巧妙地化解;

只要受害者不如公众期待的那样完美,那么她则是“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被打固然值得同情,但也是活该。

这样的逻辑并不陌生。几个月前,张雨绮因为“打老公”上了热搜。他的前夫袁巴元报警说,张雨绮持水果刀将他划伤。

事后,张雨绮宣布离婚。对此网友纷纷表示崇拜,称赞她“杀伐果断、敢爱敢恨、干得漂亮”。

明明是张雨绮持刀伤人在先,为何反而被舆论热捧,而被她伤的老公,则如过街老鼠,人人唾弃?就因为在大众的印象中,袁巴元是一名不折不扣的渣男,“招摇撞骗、把妹泡妞、欠债不还、诉讼缠身”,辜负了张雨绮的钟情和信任。

所以,张雨绮不仅打人有理,还为无数忍气吐声的女性树立了榜样:婚姻里宁当泼妇,不当怨妇。

可见,只要有一个说得过去的理由,家暴的行为不仅不会受到谴责,还会被无限美化,甚至上升到争取男女平权的历史高度。

所以,但凡有明星的家暴新闻曝光,施暴者首先想到的不是如何去诚心忏悔,尽力去弥补受害者的损失和伤害,而是致力于找一个能够完美脱身的理由,不惜把脏水泼到受害者的身上。

因为《延禧攻略》走红的明星许凯,也曾被曝出家暴女友,女孩子也被打得鼻青脸肿。许凯开始否认了一切,认为是这个女生主动勾搭、炒作。后来事情闹得太大,他不得不出面回应说,这不是家暴,而是撕扯、推搡,还附带了一大段动人的情感独白——

总结起来就是:我没打你,只是失手推了你。关系是相互的,伤害也是相互的,或许我是个坏男生,但现在我想成为一个好人。

这样一来,不仅弱化了暴力的严重程度,还巧妙地将整个过程稀释成情侣间正常的吵吵闹闹,分分合合。自然也能轻易赢得粉丝的谅解,甚至还因此提升了他的型男魅力。

每次这样的新闻,这样的洗白,舆论风向的倒转,都会让人倒吸一口凉气。

曾经,家庭暴力在中国视为理所当然的存在。很多家庭成员,尤其是女性,由于无法寻求到必要的司法救济,常年累月生活在被挨打的恐惧中,为了存活,甚至走上了杀人犯罪极端道路。

整个社会,用了漫长的时间和巨大的努力,才逐渐凝聚成一个公民共识:

家庭暴力,不是家庭内部的问题,而是一个严肃的法律问题。任何人,除了必要的自卫外,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伤害侵犯他人的人身安全。

因为有了很多血的教训和有识之士的呼吁、努力,才有了《反家庭暴力法》的出台,为家暴受害者提供必要的法律保障和救济途径。

但就算有了法律的保障,家暴行为也难以杜绝。曾担任婚姻法起草小组组长的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巫昌桢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专访时曾说:“家暴是一个国际难题。没有任何婚姻制度可以承诺给人幸福,但至少应该有措施可以使人避免极端的不幸。”

法律,更多的是一种事后的惩戒和威慑。受害者往往是受到伤害之后,甚至反复受伤之后,才会寻求法律的帮助。但就算是维权意识坚定,但也会因为经济限制、证据不足、程序复杂而望而生畏,中途放弃。

所以,更好的反家庭暴力的方式,是利用社会观念的力量,让施暴成为每个人心中不可触碰的底线。利用舆论的压力、道德的束缚、法律的约束,将任何暴力的元素扼杀在萌芽状态。

如松:俞敏洪无需解释,更无需道歉!

“女性堕落导致整个国家堕落”,因为这样一番言论,新东方董事长俞敏洪深陷舆论漩涡,在网络上被人喷惨了。

为此,他还专门发文做了解释,其实大可不必:第一,每个人都有发表自己见解的权力,代表的也只是自己的观点,没必要解释;第二,既然自己说出的是事实,更无需去解释。

道歉和解释,反倒会让自己卑微。

在我看来,对一个家庭而言,一般是男性主导孩子的进取精神、勇敢精神,女性塑造的则是孩子的心灵。中国有句老话,叫做老子英雄儿好汉。但从来就没有人去问一问,“老子英雄”来自于何处?

我认为,应该主要来自于健康的内心,因为只有这样,一个人才有可能会养成坚韧不拔的性格;而健康的内心首先来自于母亲,此外还会受到家中女性的深刻影响。也就是说,“老子英雄”从来都不是凭空得来的。

如果一个母亲天天骂自己的孩子笨蛋,然后孩子的妻子也天天埋怨他笨蛋,这个男人除非是先天禀赋异常之人(比如孙悟空或二郎神),基本就会成为真正的笨蛋,因为他的心灵已经被“笨”所笼罩,头脑也就无法开化。

如果一个母亲天天告诫自己的孩子,只有赚钱才是第一位的,道德压根就不重要,然后孩子的妻子也是一样的价值观,那这个人一般就会成为只会赚钱不顾道德的挣钱机器,因为他的心灵已经被钱所包围。

塑造人类心灵的第一工程师,永远属于女人。

男人或许管的是一个家庭的吃饭穿衣,但女人管的是一个家庭几代人的社会等级,因为她从事的是心灵的工作。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一些国家的家庭主妇是十分受尊重的工作,受尊重的程度甚至高于那些朝九晚五的上班族。

朝九晚五的上班族,大多拿的不过是数千或数万的工资,改善的是物质和有形的东西,而家庭主妇塑造的则是一个家庭(孩子)的未来,决定的是家庭(孩子)的前程和能否由此通向高贵之路。

今天,中国最厉害的人物莫过于丈母娘了。

很多丈母娘嫁女的时候,首先会问对方有没有房,有多少存款,等等。很自然地,她们的所作所为又会影响女儿的所思所想。无论是谁都不能否认这已经是一种普遍现象。

而当一个社会以房子和票子的多少作为衡量一个人是否成功的唯一标准时,最先被报废的就是女人,因为她们在家庭生活中面临的问题更直接也更现实。

换言之,当社会出现价值观的偏差的时候,女人自然最先走向堕落。这种堕落表现在以下方面:

第一,会以赚钱的多少衡量自己的男人。如果自己的男人赚钱的能力不足,还会挽袖子赤膊上阵,献身于逐利之中。

第二,女儿嫁人的时候,也以对方钱财的多少作为取舍的标准。

第三,直接把自己塑造成一个市侩之人,极度热衷于逐利。

第四,在家庭和工作中,脸上永远挂着“不满意”三个字,缺乏包容和慈爱,无法成为水土,培育的永远是枯木。

殊不知,这不是女人应该从事的核心工作,这是将自己做降级处理,从一个塑造心灵的第一工程师降级为市井中蝇营狗苟的逐利之人。在这样的过程中,也让自己的子女告别了高贵,选择了卑贱,这里的卑贱无关子女所从事的行业(任何行业都是高贵的),而是一种属于心灵的卑贱。

真正的女中豪杰,一定是用慈爱与包容,感染一个家庭的几代人,感染周围,营造一种蒸蒸日上、朝气蓬勃的氛围。

老话说,一代好儿媳,三代好儿孙。

男人是棵树,女人是水土。当“水土”务正业、不断肥沃的时候,所有的家庭成员都可以迸发出旺盛的活力,不仅吃饭穿衣不足为虑,还会支撑一个朝气蓬勃的家庭的几代人奔向高贵,每个人都拥有光辉的前程。

当“水土”不务正业的时候,不仅这棵树会变枯,不足以遮挡风雨,周围还会“寸草不生”,整个家庭中的几代成员走向堕落,导致社会走向堕落。

当女人开始滋润万物的时候,男人自然奋发向上。因为从一棵小树成长为一个大树本身就是自己的责任,他们不会忘记自己的责任。

为什么扶贫几十年,穷人反倒“越来越多”?

自实施“精准扶贫”战略以来,扶贫成了全社会关注的焦点。很多人问我,为什么扶贫这么多年,穷人的数量还那么多?这个问题既好回答也不好回答。有人可能会假想扶贫的钱没有真正用在扶贫上,也有人认为富人越来越富,掠夺了穷人的财富。对于贫困和扶贫,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看法。所以很难回答为什么穷人反倒越来越多这个问题。

而且,扶贫这么多年,穷人真的是反倒越来越多吗?

▌数字的迷思和穷人的命运

实际上,贫困既是一个客观的现实,也是一个政治、经济社会的再生产品。改革开放之前,从物质角度看,社会存在普遍的贫困。80年代中期,政府开始实施扶贫战略,但因穷人太多,没有财力照顾到这么大的群体,只能选择其中最贫困的群体。如何知道哪些是最贫困人口?为此,中央政府制定了一个贫困线,也就是说,收入低于这个线的人就算是穷人。

1978年的贫困线为农民年人均纯收入低于100元人民币。过来的人都知道,当时每个月10元钱可以维持基本生活。按照每人每年100元的纯收入,1978年,中国的贫困人口数为2.5亿。1985年,贫困人口减至1.25亿,到1990年,贫困人口减到了8500万。所以,在大家的印象中,90年代的贫困人口就已经降到一亿以下了。

1993年,国家实施“八七”扶贫攻坚,目标是到2000年解决8000万贫困人的温饱。“八七”扶贫攻坚结束后,国家宣布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基本解决。这就给公众留给了我们没有贫困人口了的印象。这一印象也有其客观性,改革之前的普遍贫困现象的确有了很大的缓解。但是,认为贫困问题基本解决的印象,则是“数字变化”的结果。

虽然90年代贫困线不断调整,2000年的贫困线已达到了625元人民币,但这更多地是因为物价上涨的调整。实际的标准并未提高很多,也就是说,我们一直是按照极端低的贫困标准来估算有多少穷人的。标准低,穷人数量就少,自然穷人数量的减少就会相对容易。

例如,1993年的贫困人口是8000万,这是按照低贫困线统计的数据。2000年,按照这个数据,政府宣布贫困人口的温饱基本解决。但是,如果按照现在2300元的购买力平价标准计算,就会有超过5亿多贫困人口,按照这个人数,到2000年,政府无法宣布贫困问题得到了基本解决。同时,贫困线的高低,一方面有着客观的需要,例如究竟多少钱才能维持生活,但同时,政府也要考虑财政的能力、业绩是否可以达到等等不同因素。

更为重要的是,这些数字有专业的机构和专家进行研究,难懂的数据收集和各种数学公式的计算将一般公众挡在在知情的大墙之外,“贫困人口有多少”这个问题,也借助专业知识,从一个客观的现实逐渐演化成了复杂的政治经济社会再生产的产物。公众迷失于不同的数据,农村的人口则只能被动地在政府划定的收入范围内寻找自己的位置。

长期维持低贫困线造成了公众实际认同和国家官方宣传之间的断层。由于采用低的贫困线,造成很多人口虽然生活在贫困线之上,但仍处于非常贫困的状态。2008年,政府基于多方面的考虑,将贫困线调整为1196元,这样贫困人口增至4000万。

▲ 不同年份贫困标准线及贫困人口数统计。

2012年以来,新一届政府秉持“到2020年全面建设成小康社会”的理念,开始全面关注贫困问题,实施“精准扶贫”战略。

如果按照原有的贫困线,就只有4000多万贫困人口。但同时,在媒体的报道中,很多农村依然非常贫困。这是因为低的贫困线,给出了穷人少的印象,而实际很多在贫困线之上的人口也很贫困。所以如果不调整贫困线,一方面将影响政府的信用,另一方面,到2020年宣布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时,如果依然还有庞大的贫困群体存在,也会带来更大的信用问题。

因此,贫困线被大幅提高,按照2011年的购买力,升至2300元。这次调整比较符合中国贫困的客观实际。

由于贫困线大幅提高,贫困人口数量猛增到1.24亿。这就是大家为什么会疑惑上个世纪贫困没了,如今又出来了1.24亿贫困人口的原因。

可见,公众的不解来源于不同时间贫困数字的变动,而非贫困人口实际增减的真实情况。穷人的命运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如何制定这个数据政治经济考虑的影响。如果你是处在贫困线以下的群体,就有可能得到支持,而处于线上的群体可能就被排除。

那么有谁能认为人均年收入低于2300元以下的是穷人,而低于2800元的就不是呢?或者说,如果没有严格的记账统计、专业的调查,在农村如何知道谁家的收入究竟是多少呢?数据的游戏不仅产生了某种排斥,同时也产生围绕着谁是穷人的社会博弈。

▌中国的贫困人口到底减少了多少?

这里讲的“数字变化”并非要否定我们的减贫成就。

按照世界银行(以下简称“世行”)估算的国际最新贫困线标准(一人一天1.99美元)计算,中国1981年的贫困发生率是88.3%,而按照2011年我国2300元贫困线标准计算,1981年的贫困发生率则为90%,两者相差不大。

到2010年,按照1.99美元计算,贫困发生率下降到11.2%,而按照中国新的2300元贫困线则下降到17.2%。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按照全球的比较标准和中国新的贫困线估算,中国的贫困人口基本上从80%-90%都是贫困的状态,减少到现在只有11-17%的人口属于贫困人口的状态。这个成绩是很高的。

对于全球来说,中国减贫的贡献也是很大的。按照此前国际贫困线一人一天1.25美元估计,1981年到2005年,全球共实现减贫5.19亿人口,也就是说在这25年中,全世界共有5.19亿人口的收入提高到一天1.25美元之上。但是如果把中国的减贫数据减去,全球的贫困人口反而会净增加1.09亿。国际社会一直都把全球减贫的成绩归咎于他们的努力,但是很多人都用这个数据来质疑这个结论。总的来说,中国减贫成果是中国人自己的成绩,国际社会的贡献很少,国际社会的援助对于减贫的贡献几乎没有。当然这也是数据的游戏。

那么,中国的贫困人口到底减少了多少?

这个数据相信很多学者也无法估算。单就收入衡量的数据看,结合世行的国际贫困线和我们最新的贫困线估算,从1978年到现在的30多年中,按照国际贫困线1.25-1.99美元计算,我们大概减少了将近6-7亿贫困人口,估计存在5000万到1亿的贫困人口。

这只是按照收入计算的估计。贫困不仅仅是个收入的问题。即使有人每年纯收入高于2300元,但是由于医疗、教育和其他的开支造成了欠账,也会再次陷入贫困。但是这样的情况并不在我们估算贫困人口数据的范围之内。所以说,如果按照多维度,如资产,教育,卫生和其他方面来衡量,中国的减贫人口的数量不会像现在估算的这么多。

▌贫困人口会消失吗?

国家提出“到2020年实现按现在扶贫标准下的贫困人口全部脱贫”的目标。很多人问,到时候就没有贫困人口了吧?我说,这要看如何界定贫困了。

如果目标是,到2020年年收入低于2300元的贫困人口的收入都超过这个标准,我估计没有穷人了。但是,贫困是个相对的问题。随着社会的发展,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处于底层的群体,不管他们收入有多高,依然属于这个社会的贫困群体。

而且对于中国这样的转型国家而言,阶层也在变化。有的今年处于贫困,过几年脱贫了;还有的现在富裕,过几年又贫困了。所以说,贫困是相对的,不会消失。衡量贫困的指标也会不断变化,过去吃不饱算贫困,现在吃不好、穿不好、住不好算贫困。

只要人类社会的的分化不消失,贫困就不会消失,因为社会分化和分层很难消失,所以贫困也就很难消失。有多少贫困人口数量和什么状态算是贫困并不必然取决于客观上有多少真正的贫困人口,而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家和社会在其政治经济的博弈中愿意承担多少道义的责任。

一般来说,一届政府在结束其任期时,可能会根据现实考虑而宣布消除了贫困,新一届政府也可以把消除贫困作为其业绩的内容,再次宣布贫困问题依然严重。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贫困可以消除,可以减少,也可以增加。贫困人口的数字不必然反映真正有多少穷人,穷人是不是穷人也不必然由穷人自己说了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