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强则国家强?俞敏洪的“推心置腹”我们不懂

1、女性决定论

昨日,新东方创始人俞敏洪的一席话引发了巨大争议。在一个演讲论坛上,俞校长慷慨激昂、言辞挫顿地发表了一通“女性决定论”:

一个国家好不好,常取决于女性。归结起来就是——

(俞敏洪2018学习力大会上的演讲 图片来源:网络)

作为中国民间教育的代言之一,俞敏洪素以直言敢语著称。他可能万万没想到,如今这番关于女性的言辞,会令自己坠入网友“歧视女性”的口诛笔伐中——

(网友评论 图片来源:网络)

如果说话前能仔细想想、谨言慎行,北大毕业、一年阅读600本书的俞敏洪不难发现,自己的这番论调,与古时的“祸商妲己,倾周褒姒,危唐杨妃”这类的红颜祸水论,并无本质区别。

如果当年他在北大图书馆读过《鲁迅全集》的话,相信此刻一定会牢记先生的教诲:

我以为在男权社会里,女人是决不会有这种大力量的,兴亡的责任,都应该男的负。但向来男性的作者,大抵将败亡的大罪,推在女性身上,这真是一钱不值的没出息的男人。

这样,他就不会被网友炮轰,被以“手撕渣男”著称的张雨绮第一时间diss:

也不会被作家六六辛辣嘲笑其“再如何成功也摆脱不了骨子里的天然小农意识”——

更不需要在其言论引起轩然大波后,“诚恳”致歉——将“女性堕落导致国家堕落”,移形换影地置换成“女性强则国家强。”

稍微懂点中文的人都知道,俞敏洪这番道歉,不过是利用了反话正说的修辞技巧,前后两段话的本质和内在逻辑并无二致。

在他看来,女性始终肩负国家兴亡、民族存续的重大使命和历史职责;男性的成长和成功,完全取决于女性。

这样一来,不仅女人们觉得被歧视,连男人们也深觉被贬低。有网友怒言——

“难道在俞老师眼里,男人们就是巨婴弱智,连点梦想和担当都没有,只知道讨好女人?离开了女人就无法自理?”

或许,这是中国男人被黑得最惨的一次。

大家不明白,为什么国内最高学府毕业,有着成功的教育创业经验,看上去通读圣贤书、深受文明洗礼的俞敏洪,会和古人迂腐陈旧的见识如出一辙?

或许你能从他的人生经历中,一瞥其中之究竟。

2.四十岁时仍向母亲下跪

俞敏洪在一篇文章里写过,他被问得最多的一个问题是:对你影响最大的人是谁?

他都会说:是我的母亲。没有母亲就没有我,也没有我的今天。

众所周知,俞敏洪的人生,是屌丝逆袭的成功示范。

他出身贫寒,连续两次高考失败。到了第三年,他跟母亲说,我不想干农活了,我想再试一次。

即使当时缺衣少食,劳动力严重缺乏,教育远不像今天备受重视,但俞敏洪的母亲毫不犹豫地说“可以”,还一个人只身前往县城,为儿子找补习老师。回来时赶上了大雨,摔成了一个泥人。

多年后,在录制《朗读者》节目时,俞敏洪回顾这段过往,年过五十的他热泪盈眶:

(《朗读者》剧照截图 图片来源:网络)

类似这样无私的母爱细节,在俞敏洪的人生里俯拾皆是。他曾在文章里动情地写道:

“母亲把她全部的爱都给我了,为了我能健康、快乐地成长,她可以做出一切牺牲。我姐比我大五岁,她长大后,母亲让她去学医,因为她当医生后,可以方便给我打针。这似乎对我有点‘偏爱’,母亲的爱,伴随着我成长,一直到今天。”

是这种无条件的母爱,帮助俞敏洪一跃农门,用知识改变命运;是母爱,为他撑起了一片艳阳天,给了他行走世界的底气。鉴于自己的成长经历,成名之后的俞敏洪在多个场合呼吁:

“女人决定了一个家庭的素养和未来,这是女人之所以伟大的一个原因”。

对自己恩情似海的母亲,俞敏洪则非常尊敬,从来不敢轻易触怒。

(《朗读者》剧照截图 图片来源:网络)

按理说,俞敏洪对女性是十分之尊敬,但他后来的人生经历,让他的思想发生了激烈的变化。

他曾前后追过25个女生,都被无情拒绝,主要是因为他“穷”。

对于这段屈辱史,俞敏洪耿耿于怀。在公开演讲场合,他多次奉劝年轻的女生“不应该只找那些家庭条件好的、外表看起来英俊潇洒的人”,因为有的时候“男人的长相与他的才华成反比,越是长得‘矬’的,越是‘歪瓜裂枣’的,未来越有前途。”

大致可以推断,俞敏洪对女性的“拜金”印象,并没有随着岁月流逝、阅人无数后而改变。

虽然情路坎坷,但命运还是厚待了他。在发迹之前,一个“刀子嘴、豆腐心”的天津女人,看中了他这颗“歪瓜裂枣”,成了对他影响重大的俞夫人。

俞敏洪曾这样调侃俞夫人——

在他不成功的时候老婆嫌他不成功;

在他成功以后,老婆认为他应该更成功。

现在,阿里巴巴上市了,老婆告诉他,“你得像马云一样成功”。

在老婆大人敦促下,自己“不得不”不断地成长。

现实中,俞夫人对他的影响,远不止于敦促。

(俞敏洪早期培训课照片 图片来源:网络)

当初,为了支持俞敏洪考托福,妻子包下了所有的家务,一有时间就四处帮俞敏洪找资料查信息。

但贫贱夫妻百事哀。妻子愿意跟他共苦,但也会生出一些抱怨。为了减少妻子的抱怨,俞敏洪在校外兼职给人代课挣钱,这成为了他日后创业的起点。

俞敏洪和太太都很喜欢吃鱼,但当时他们没有钱买活鱼,只能买两块钱一斤的死鱼。有一次,俞敏洪用在培训机构赚来的钱买了一条活鱼,妻子看到后非常开心。

“有一次她下班回来以后,发现鱼汤是用活鱼做的,就很开心。那天晚上好像就成了我们生活的转折点,从此以后她开始对我变得温柔了,因为能吃到活鱼了。”——俞敏洪《我是那只尽力而为的蜗牛》

俞敏洪后来跟新东方的老师说,为什么我对培训有这么深厚的感情,因为我可以用挣来的钱买活鱼了。

后来他陷于北大教职与自主创业取舍的两难时,俞太太果断支持他放弃铁饭碗,跟着他大街小巷地贴招生广告。

生活不免有磕磕碰碰,但随着他创业越来越成功,太太对他越来越温柔。

俞敏洪将他的婚姻经验总结为一句俞氏经典名言,“女人温柔的能力与男人的成就成正比。” 具体而言就是——

“我跟我老婆是先有生涩的恋爱,再有强悍的婚姻,最后才有温柔的家庭。”

3.成功男人的经验总结

综上可知,俞敏洪的“女性决定论”,不是他一时即兴所致,而是他过往人生经验的深刻总结。

如果没有母亲的无条件的付出和关爱,俞敏洪可能无法走出山村,改写命运。

如果不是当年生活艰苦,妻子抱怨居多,他可能不会走出安稳的北大校园,靠兼职赚来的外快给妻子买活鱼吃,也很难有后来的勇猛精进,一马平川。

(聚光灯下的俞敏洪 图片来源:网络)

对于母亲,他唯有感激。对于妻子,他的表述看上去则五味杂陈。

也许是因为母亲和妻子对于自己成长的影响,也宥于年轻时多次被拒的苦涩过往,俞敏洪在女性问题上才会这样的“推心置腹”,危言耸听。

如果他只是在陈述自己的个人经历——一个孟母三迁、寒门出贵子,加上为了让妻子顿顿有活鱼吃而走上创业不归路的男人故事,这无可厚非,还能赚人热泪。

但他错就错在,将自己的人生经验,用一个简单粗暴的推理,加之于全体中国人身上,用一个定性的方式,去解决生活中需要具体分析的问题,既脱离实际,从逻辑上也站不住脚——

怎么来界定女性的堕落?

我们的社会在堕落吗?

如何证明女性的堕落,与男人的成长和国家的处境有必然的因果关系吗?

比起逻辑上的蹩脚、见解上的庸俗狭隘,更让人难以接受的是,这番言论的背后透露的传统文化的糟粕感。

历史学家黄仁宇在其著作中,曾写过中国文化发展的脉络:

一个农民家庭如果企图生活稳定且获得社会声望,唯一的方式是读书做官。但不是所有的家庭都具备读书的经济条件。

考场上的笔墨,可以使一代清贫立即成为显达,但其幕后的惨淡经营则历时至久。

一个人的中举,表面上似乎是个人的聪明和努力的结果,实则是父祖的节衣缩食、寡母的自我牺牲、妻子的含辛茹苦,经常是这些成功的背景。

——黄仁宇《万历十五年》

这样的模式,要求家庭中的所有成员——尤其是女性,为了一人的荣贵显达,牺牲自我,倾尽所有,以求得整个家族的荣誉。这是“女性强则中国强”的道德基础和历史渊源。事实上,俞敏洪本人也是这样一种传统模式的受益者。

如果这是个人自愿的选择,是个别女人选择成就自我的一种方式,外人无从评判。

但时至今日,我们注重个人权利自由和平等,鼓励每个人追求自我的实现,如果再以这样方式,要求所有女人为家庭、为男性付出所有,将女性的选择和社会发展、国家命运这样宏观主题以道德义务的形式进行捆绑,遭此舆论讨伐也就不冤枉了。

每一个蒋劲夫家暴时都有动人但不堪的理由

今天,许久不露面的娱乐圈小生蒋劲夫,闹了一个大新闻——家暴女友。

首先是他交往四个月的日本女友中浦悠花在社交平台上曝光其鼻青脸肿、身体受伤的照片,还留下了一句玄之又玄的话:

蒋劲夫的不明行踪与我有关。应律师和搜查人员的要求,我不方便透露。

虽然话里有话,但其中暗含的线索已经足够让吃瓜群众浮想联翩:难道这满身乌紫的伤痕,是被蒋劲夫打的?

吃瓜群众又仔细想想,觉得这太不可能。蒋劲夫看上去肤白貌美,仪表堂堂,积极向上的大好青年一个,怎么会干殴打女性这等不入流的龌龊事?

但万万没想到的是,蒋劲夫很快就发了微博——承认家暴!

不回避、不掩饰、不躲藏,悔恨之情,溢于言表,令人动容。

果然,马上就有脑残的粉丝或者营销号表白了:娱乐圈第一个承认家暴的男明星,被他圈粉。

然而,这并不只是一个浪子回头、知错就改的故事。很快就有人为蒋劲夫的动粗,提供了第一手具体详细的资料说明。

内容很长,总结起来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1,蒋劲夫的女友悠花很爱去夜店,蒋劲夫对此很不爽,曾想要分手。女友苦苦挽留,一面答应戒掉夜店生活,但私下里依然我行我素。

2,悠花辞掉工作,退了房子,衣食住行全由蒋劲夫一手包办。蒋劲夫甘愿充当冤大头,还认为这是女友“很爱他”的表现。

3,悠花曾假装自己怀孕,拿假的B超化验单骗取蒋劲夫的信任。蒋得知后,立马决定与女友结婚,还带其回家见父母。但验孕报告出来后,证明了怀孕子虚乌有。但善良单纯的蒋劲夫,只是把这件事当成了一个乌龙,没有深究。

从以上叙述,蒋劲夫应该是一个非常善良、脾气温和、对女友宽容忍让、没有心机又负责任的甜蜜爱人和新好男人,那事情怎么会闹到动手打人、且打得那么狠的地步呢?

于是,更重要的理由出现了:悠花不愿意给中国人生孩子,而蒋劲夫又很爱国,两人的冲突在所难免,一不可收。

与此同时,蒋劲夫女友的诸多“黑料”被网友曝光——悠花在与蒋劲夫交往前,与多名男子保持亲密关系。即使与蒋劲夫交往后,行为也没有收敛。

至此,故事的走向演变为:一个“用真心换此生”的纯情小生与“行为放荡不端”的女人的恩怨纠葛。小生难忍女人的放浪形骸和多次欺骗,加上难以自抑的爱国热情和不可调和的民族冲突,多种因素综合发力下,才有了这一场痛打女友的悲剧。

网友将整个过程总结为一句话:蒋很爱她,她欺骗了蒋,蒋打了他。

相比蒋劲夫好友的精彩爆料,女友悠花暂时的表态为:一切听警方安排。

但一些网友内心的正义感沸腾了。他们心安理得地接受了当事人单方面公布的真相,为委屈柔弱的男主打抱不平:

尽管受伤的是悠花,但网友们心疼的却是蒋劲夫:他人太好,太单纯,才会被骗;伤心绝望,忍不可忍,才会动手。如果不是到万不得已,他肯定不愿意伤害任何人。一时冲动之下酿成大错,他肯定难过自责……

甚至还有人连带感谢为蒋劲夫挺身而出、仗义执言的好友:感谢你提供了事实的真相!

于是,一场轰轰烈烈的明星家暴门,演变成了让人眼眶泛红的捍卫男性尊严和歌颂兄弟情的故事。

这样的剧情反转,确实很精彩。但这一反转的背后,让人寒意阵阵:

哪怕是面对“家庭暴力零容忍”这样具有高度共识的社会议题,只要施害者拥有一个动人、情非得已的理由和赚人热泪的故事文本,一切暴力的元素都会被巧妙地化解;

只要受害者不如公众期待的那样完美,那么她则是“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被打固然值得同情,但也是活该。

这样的逻辑并不陌生。几个月前,张雨绮因为“打老公”上了热搜。他的前夫袁巴元报警说,张雨绮持水果刀将他划伤。

事后,张雨绮宣布离婚。对此网友纷纷表示崇拜,称赞她“杀伐果断、敢爱敢恨、干得漂亮”。

明明是张雨绮持刀伤人在先,为何反而被舆论热捧,而被她伤的老公,则如过街老鼠,人人唾弃?就因为在大众的印象中,袁巴元是一名不折不扣的渣男,“招摇撞骗、把妹泡妞、欠债不还、诉讼缠身”,辜负了张雨绮的钟情和信任。

所以,张雨绮不仅打人有理,还为无数忍气吐声的女性树立了榜样:婚姻里宁当泼妇,不当怨妇。

可见,只要有一个说得过去的理由,家暴的行为不仅不会受到谴责,还会被无限美化,甚至上升到争取男女平权的历史高度。

所以,但凡有明星的家暴新闻曝光,施暴者首先想到的不是如何去诚心忏悔,尽力去弥补受害者的损失和伤害,而是致力于找一个能够完美脱身的理由,不惜把脏水泼到受害者的身上。

因为《延禧攻略》走红的明星许凯,也曾被曝出家暴女友,女孩子也被打得鼻青脸肿。许凯开始否认了一切,认为是这个女生主动勾搭、炒作。后来事情闹得太大,他不得不出面回应说,这不是家暴,而是撕扯、推搡,还附带了一大段动人的情感独白——

总结起来就是:我没打你,只是失手推了你。关系是相互的,伤害也是相互的,或许我是个坏男生,但现在我想成为一个好人。

这样一来,不仅弱化了暴力的严重程度,还巧妙地将整个过程稀释成情侣间正常的吵吵闹闹,分分合合。自然也能轻易赢得粉丝的谅解,甚至还因此提升了他的型男魅力。

每次这样的新闻,这样的洗白,舆论风向的倒转,都会让人倒吸一口凉气。

曾经,家庭暴力在中国视为理所当然的存在。很多家庭成员,尤其是女性,由于无法寻求到必要的司法救济,常年累月生活在被挨打的恐惧中,为了存活,甚至走上了杀人犯罪极端道路。

整个社会,用了漫长的时间和巨大的努力,才逐渐凝聚成一个公民共识:

家庭暴力,不是家庭内部的问题,而是一个严肃的法律问题。任何人,除了必要的自卫外,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伤害侵犯他人的人身安全。

因为有了很多血的教训和有识之士的呼吁、努力,才有了《反家庭暴力法》的出台,为家暴受害者提供必要的法律保障和救济途径。

但就算有了法律的保障,家暴行为也难以杜绝。曾担任婚姻法起草小组组长的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巫昌桢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专访时曾说:“家暴是一个国际难题。没有任何婚姻制度可以承诺给人幸福,但至少应该有措施可以使人避免极端的不幸。”

法律,更多的是一种事后的惩戒和威慑。受害者往往是受到伤害之后,甚至反复受伤之后,才会寻求法律的帮助。但就算是维权意识坚定,但也会因为经济限制、证据不足、程序复杂而望而生畏,中途放弃。

所以,更好的反家庭暴力的方式,是利用社会观念的力量,让施暴成为每个人心中不可触碰的底线。利用舆论的压力、道德的束缚、法律的约束,将任何暴力的元素扼杀在萌芽状态。

如松:俞敏洪无需解释,更无需道歉!

“女性堕落导致整个国家堕落”,因为这样一番言论,新东方董事长俞敏洪深陷舆论漩涡,在网络上被人喷惨了。

为此,他还专门发文做了解释,其实大可不必:第一,每个人都有发表自己见解的权力,代表的也只是自己的观点,没必要解释;第二,既然自己说出的是事实,更无需去解释。

道歉和解释,反倒会让自己卑微。

在我看来,对一个家庭而言,一般是男性主导孩子的进取精神、勇敢精神,女性塑造的则是孩子的心灵。中国有句老话,叫做老子英雄儿好汉。但从来就没有人去问一问,“老子英雄”来自于何处?

我认为,应该主要来自于健康的内心,因为只有这样,一个人才有可能会养成坚韧不拔的性格;而健康的内心首先来自于母亲,此外还会受到家中女性的深刻影响。也就是说,“老子英雄”从来都不是凭空得来的。

如果一个母亲天天骂自己的孩子笨蛋,然后孩子的妻子也天天埋怨他笨蛋,这个男人除非是先天禀赋异常之人(比如孙悟空或二郎神),基本就会成为真正的笨蛋,因为他的心灵已经被“笨”所笼罩,头脑也就无法开化。

如果一个母亲天天告诫自己的孩子,只有赚钱才是第一位的,道德压根就不重要,然后孩子的妻子也是一样的价值观,那这个人一般就会成为只会赚钱不顾道德的挣钱机器,因为他的心灵已经被钱所包围。

塑造人类心灵的第一工程师,永远属于女人。

男人或许管的是一个家庭的吃饭穿衣,但女人管的是一个家庭几代人的社会等级,因为她从事的是心灵的工作。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一些国家的家庭主妇是十分受尊重的工作,受尊重的程度甚至高于那些朝九晚五的上班族。

朝九晚五的上班族,大多拿的不过是数千或数万的工资,改善的是物质和有形的东西,而家庭主妇塑造的则是一个家庭(孩子)的未来,决定的是家庭(孩子)的前程和能否由此通向高贵之路。

今天,中国最厉害的人物莫过于丈母娘了。

很多丈母娘嫁女的时候,首先会问对方有没有房,有多少存款,等等。很自然地,她们的所作所为又会影响女儿的所思所想。无论是谁都不能否认这已经是一种普遍现象。

而当一个社会以房子和票子的多少作为衡量一个人是否成功的唯一标准时,最先被报废的就是女人,因为她们在家庭生活中面临的问题更直接也更现实。

换言之,当社会出现价值观的偏差的时候,女人自然最先走向堕落。这种堕落表现在以下方面:

第一,会以赚钱的多少衡量自己的男人。如果自己的男人赚钱的能力不足,还会挽袖子赤膊上阵,献身于逐利之中。

第二,女儿嫁人的时候,也以对方钱财的多少作为取舍的标准。

第三,直接把自己塑造成一个市侩之人,极度热衷于逐利。

第四,在家庭和工作中,脸上永远挂着“不满意”三个字,缺乏包容和慈爱,无法成为水土,培育的永远是枯木。

殊不知,这不是女人应该从事的核心工作,这是将自己做降级处理,从一个塑造心灵的第一工程师降级为市井中蝇营狗苟的逐利之人。在这样的过程中,也让自己的子女告别了高贵,选择了卑贱,这里的卑贱无关子女所从事的行业(任何行业都是高贵的),而是一种属于心灵的卑贱。

真正的女中豪杰,一定是用慈爱与包容,感染一个家庭的几代人,感染周围,营造一种蒸蒸日上、朝气蓬勃的氛围。

老话说,一代好儿媳,三代好儿孙。

男人是棵树,女人是水土。当“水土”务正业、不断肥沃的时候,所有的家庭成员都可以迸发出旺盛的活力,不仅吃饭穿衣不足为虑,还会支撑一个朝气蓬勃的家庭的几代人奔向高贵,每个人都拥有光辉的前程。

当“水土”不务正业的时候,不仅这棵树会变枯,不足以遮挡风雨,周围还会“寸草不生”,整个家庭中的几代成员走向堕落,导致社会走向堕落。

当女人开始滋润万物的时候,男人自然奋发向上。因为从一棵小树成长为一个大树本身就是自己的责任,他们不会忘记自己的责任。

娃哈哈董事长宗庆后:百姓“乐哈哈”,经济才不会“苦哈哈”

文/张骞 袁昌佑 搜狐智库现场报道

11月20日,娃哈哈集团董事长宗庆后在中国经营报社举办的2018(第十六届)中国企业竞争力年会上表示,他对中国的民企发展环境很有信心,企业只要积极专注主业,国家只要给予企业自由的成长环境,中国的经济发展就可以在全球颓势中独善其身,更好地发展。

宗庆后重点回顾了“娃哈哈”的成长历程,他表示娃哈哈走的每一步都伴随着改革开放的关键时刻。从自身经验而言,无论企业规模大小,无论企业“姓资姓社”,只要能给市场提供有益产品,能给员工发放有竞争力的薪酬,能落实企业的社会责任,这样的企业就能受到市场的认可,受到国家的认可。

作为享誉多年的老牌民营企业创始人,宗庆后也发声期待“竞争中立”,他认为国企是为强国而奋斗,民企是为富民而奋斗,都是为了国家,为了百姓,他提到,我们有80%的就业都在民营企业,如果民营企业给员工增加收入,把内需拉起来,只要中央对国企、民企一视同仁,共同发展,“经济发展还是有很大的机会的”。

如何使百姓有钱花,宗庆后从降低交易成本、减少生产成本、增加可支配收入三个角度肯定了现在的政策,即在政府职能层面进行审批制度的改革,简化审批手续,改善营商环境,让百姓、企业自由选择、自由发展,减少交易成本;在企业生产和百姓消费层面,降低税费,减少非生产性费用,降低无谓损失,充盈百姓的钱袋子。

最后,他也从一个历经沧桑的年长智者角度指出,企业的优胜劣汰,有的倒下,有的上来,是自然规律,大家要对民企有信心,有信心才会出成果

以下是演讲全文:

各位专家、各位嘉宾,各位企业家朋友们,大家好!中经对话风雨40年,很高兴在这次年会上做主题演讲。

40年的改革改变了中国、富裕了中国、自信了中国。40年来,中国企业从“找市长”到“找市场”,转变经营体制和经营方式,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中国老百姓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得到了空前的激发,并用勤劳、勇敢、智慧书写着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一系列故事,中国逐步建成了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的新面貌,踏上新征程,走进新时代。

回望历史,中国人民从一穷二白的站立起来,到披荆斩棘中富裕起来,直到今天栉风沐雨的强势起来,一大批中国民族企业从平凡到优秀,再到追求卓越,一路改革先行,一路开放奔走,一路执着前进。

娃哈哈从1987年创立,一路走来,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大到强,每一步都伴随着改革开放历史场合的几个关键时刻的体会。我那时候上山下乡到农场工作了15年,1978年刚刚顶替我母亲回到杭州,当年的12月份,党中央决定要改革开放,所以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工作中来。那个时候实际上是我们全国老百姓都是无产制,平均主义、大锅饭过着苦日子。当时应该有2/3的农民还养不活中国人民,当时什么都要票,我回来那个时候还是那个状况,刚刚开始改革开放。

后来是农村实现了承包责任制,解决了我们老百姓的意识问题。后来在城市里开始实行了“厂长经济责任制”、“承包责任制”,当时我就趁这个机会承包了经销部,也是利用这个平台开始创业。首先我们是给人家代销冰激凌,代销汽水,后来代销…口服液,后来又帮着把食品厂罐装中国华…口服液,这样一步一步走来。后来我们自己开发了娃哈哈儿童营养液,感觉那个时候温饱问题解决了,但是小孩面黄肌瘦。后来发现因为独生主义政策,一个孩子受到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叔叔阿姨的宠爱,造成偏食,不愿意吃饭,造成营养不良。所以,当时我们开发了娃哈哈儿童营养液。“喝了娃哈哈就是香”,感觉大家都记得很清楚,而且打开销路以后,我们取得了第一桶金。

1991年我们产品供不应求,当时我们想扩大生产,想要政府批地建厂房,但是我们是计划经济外来企业,当时政府认为你是暴发户,过两年可能就消失了,所以没批下来。刚好当时杭州有一个厂因为美国制裁,他以前主要出口美国,所以一下子没了生意。当时他又不会去开发市场,所以常年亏损,工人也没活干。当时政府领导要求我兼并,开始说也不要花钱,也不要全部收下来,收500人就可以了,所以我看了看,有6万多平的厂房,我想当时对我发展是很有利的,我就答应了。结果他们市区两级政府派了工作组去了以后他们都反对,工人说这么小小的厂子兼并了国营大厂,感到没面子。后来我去讲了讲,到底是谁大谁小,我说你尽管有2000人,我只有100来个人,但是我的产品供不应求,银行存款都有七千万,你资不抵债,工资都发不出来,到底谁强谁大?

第二,我们现在员工的收入很好,当时我们的奖金就发到六七十块,因为当时的工资就三十来块钱,一般的企业奖金有三五块钱。我说你们兼并过来之后,我们也在想这个待遇。我当时也估计到,他们一些中层干部,怕我们兼并以后没有位置,我说干部一律不动,表现好继续提拔重用,表现不好,对不起,那就要下去,当时就鼓掌通过了。兼并以后当时正是在“姓资姓社”的讨论当中,所以社会上认为我们是瓦解国有经济,搞资本主义复辟了,所以当时领导也感到害怕了,所以找我谈话,我说我一定把它做好。而且后来我们干干脆脆花了八千多万把它收下来了,不光是收下来两千个工人,而且把500个退休的也收下来了,是因为当时的产品销售比较好,所以就是我们3个月就扭亏转盈,而且利润销售大幅增加。所以,当时应该说在市场经济刚开始的时候,我们是“找市场”还是“找市长”。我们认为“找市场”就是盘活了国有资产,发展了经济。

后来三峡库区建设的时候,政府要求我们去对口资源,所以当时我们到涪陵又兼并收购了三家工厂,这三家工厂比杭州的那个更差,破破烂烂的厂房,工人已经长期不干活了,也不在厂里,而且也没有产品,也是资不抵债。所以,当时我们收了三家厂以后,因为我们以前产品全是杭州生产的,我们到四川当时铁路也不发达,所以每个月只有一次可以发往四川,所以我在开发市场很不利。

所以,当时的条件确实很差,但是我想东部地区先发起来,西部地区确实比较落后,如果没有全国的经济的发展,我们也不可能成为世界的强国。所以,当时我们想政府号召去投资它。尽管当时我们自己员工也不赞成,所以我们还是把它收购了。收购了以后我们安排了一千多名库区人员的就业,也是花几个月时间又扭亏为盈,因为我们当时产品很好销,当地生产,当地销售进一步扩大了市场。实际上从这里开始,我们也受到了国务院两次表彰,当时江泽民总书记也好,李鹏总理也好,多位领导都视察了涪陵(音译)公司,对涪陵公司进行了表扬,所以在社会上名声也很大,所以很多的贫困地区都来找我们去投资办厂。加上觉得涪陵公司第一个投资办厂以后,实际上我们既是促进富裕,也为落后贫困地区的经济发展起到了作用,同时也发展壮大了自己,现在我们全国有80多个生产基地,是全国规模最大的饮料企业。

另外,我们在整个经营过程当中,我们实行了“家文化”,关注员工的“小家”,共同发展企业这个“大家”,报效国家。所以,我们给员工加工资,解决住房,孩子读书,包括看病。现在是社会统筹了,以前是没有社会统筹的,当时我们的员工去看病,医院里什么药都敢开,他知道我们有钱,他付得起,所以员工也是尽心竭力,应该说同时在共同发展“大家”。所以,有了这支员工队伍,所以一直以来我们是发展比较好的,而且我们也是一直在坚守主业,我们叫小步快跑,不做自己没有能力的事情。所以,我们也没有银行贷款,也没有负债。所以,一直是比较稳健。

我想今后的发展,我可能跟刚才跟那些专家们有点不一样。我最近有幸参加了习总书记的民营企业家座谈会,应该说总书记这番讲话也坚定了我们民营企业继续发展的信心。我感觉美国的贸易战是我们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最后的关键一战,而且必须要打赢。如果打赢贸易战,我们中国就不会再受人欺负了,如果输掉,那你就永远受美国人的欺负。

所以,作为我们企业家是积极发展主业,我们还是要努力发展经济。我认为明年可能确实来讲,全世界的经济形势都不好,我认为各界政府要认真落实党中央的英明决策,我认为我们国家经济可以独善其身,可以得到更好的发展。

因为中央已经说要关心、支持民营经济的发展,而且现在中国的经济关键是要拉动内需,就是扩大老百姓收入。我想中央对国企、民企一视同仁,要共同发展,我认为央企、国企主要是为强国而奋斗,民企应该是为富民而奋斗,有80%的就业都在民营企业,如果民营企业给员工增加收入,把内需拉起来,我认为经济发展还是有很大的机会的。

所以,我认为国家要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给企业降低税费,还要降低老百姓的个体税,降低社保费率,让老百姓有钱去花,把内需拉起来,经济发展还是很好的。我们全国13亿人,每个人一万块钱收入,一万块钱的消费,是什么概念?所以,我认为还是应该要有信心。再加上企业的优胜劣汰,有的倒下,有的上来,所以我觉得也是自然规律,我认为对民营企业大家要有信心,有信心才会出成果。

作为改革开放的见证和参与者,娃哈哈是我国民营企业发展的一个缩影,能够在这个伟大时代为民族复兴、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伟大事业做点贡献,我们感到十分的光荣,也由衷的感谢党的英明领导,感谢党给予我们这样一个创业发展,实现自我价值的平台。

如今站在新时代的新起点,我们要继续听党的话,跟党走,继续发扬企业家精神,切实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努力实现可持续、高质量发展。一是要继续坚持实业强国的信念,坚持立足主业。二是要把创新精神与工匠精神紧密结合,面前新时代消费升级的需求。这些年娃哈哈也是在不断进行产品升级,把产品从安全向健康方向发展,致力于把娃哈哈打造成一个百年企业。三是要勇担时代责任,做一家受人尊敬的企业,企业家只有在锻炼企业,服务好社会,履行社会责任当中才会受到社会的尊敬,娃哈哈也在继续坚持实业报国的宗旨,继续艰苦奋斗,开拓创新。机遇与挑战并存,让梦想照进现实,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跃,我们一直在路上,谢谢大家!

马化腾:担心微信被颠覆,没有哪个企业能高枕无忧

近日,新京报经济新闻部推出了《看2019·新声》系列访谈,其中摘录马化腾在第五届世界互联网大会上新京报对马化腾的专访。

近几年,腾讯通过投资不断扩充帝国版图,此前有文章批评腾讯成了一个投资公司,丢掉了产品梦想。马化腾在此次专访中回应称,投资更多是合作,而不是控制,加大投资是怕被颠覆。

马化腾表示,“腾讯所处的互联网及创新科技领域,是一个快速创新和变革的行业。微信通过生死时速的一个月拿到移动互联站票,今天依旧担心随时被其他创新应用所颠覆,这个行业没有哪一个暂时领先的企业能够“高枕无忧”。在美国,苹果、谷歌等科技公司高速成长的同时,也不断有新的创新公司出现。”

拼多多发布2018年Q3财报 活跃买家同比增长144%

11月20日,拼多多发布2018年第三季度财报。

财报显示,截至2018年9月30日的12个月期间,平台GMV达3448亿人民币,较去年同期增长386%;年度活跃买家数为3.855亿,较去年同期增长144%;平台移动客户端平均月活用户数为2.317亿,较去年同期增长226%;活跃买家年度平均消费894.4元,较去年同期增长99%。2018年第三季度,平台实现营收33.724亿人民币,较去年同期增长679%。

2018年第三季度,拼多多实现营收33.724亿元,同比增长679%,较Q2环比增长24%。收入增长主要源自在线营销技术服务收入的强劲增长。当季,拼多多在线营销技术服务收入为29.741亿元,较去年同期增长927%。基于这部分收入的增长,拼多多当季经营活动产生的净现金流为2.497亿元,去年同期的该项数字为负6.821亿元。

拼多多 Q3的营收基本与销售支出持平。当季,拼多多投入品牌推广、广告及促销的销售费用为32.30亿元,其中包括平台投入电视广告等费用。

由于平台业务量激增,拼多多Q3人力投入、云服务、呼叫中心支出和商户支持等成本增加,但基于线营销技术服务收入的增长,非美国通用会计准则下,平台Q3的亏损收窄至7.9亿元。计算股权激励等成本的美国通用会计准则下,平台亏损为人民币12.695亿元。

财报显示,截至2018年9月30日,拼多多持有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和短期投资总额为人民币225亿元。

不养猪的互联网企业不是好企业?网易、阿里之后,京东也要“智能养猪”!

图片来源:摄图网

继网易、阿里参与养猪这项传统产业之后,京东也宣布入局。在11月20日召开的JDD-2018京东数字科技全球探索者大会上,京东数字科技副总裁、技术研发部总经理曹鹏正式发布京东农牧智能养殖解决方案。据不完全统计,如果整个中国养殖业应用这一解决方案,每年至少可以降低行业成本500亿元。

曹鹏介绍,通过整合神农大脑(AI)、神农物联网设备(IoT)和神农系统(SaaS),独创养殖巡检机器人、饲喂机器人、3D农业级摄像头等先进设备,打通养殖全产业链,可真正实现农牧产业的智能化、数字化和互联网化,帮助大中型养殖企业降低人工成本30%以上,节省饲料8-10%,缩短出栏时间5-8天。据不完全统计,如果整个中国养殖业应用这一解决方案,每年至少可以降低行业成本500亿元。

曹鹏与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农业大学动物科技学院教授李德发共同宣布“京东农牧院士研究院”正式成立,旨在建立智能养殖新规范,树立行业标杆,助力农牧产业升级与发展,以达到降低成本、提高效率的目标。

李德发院士表示,“全世界二分之一的猪都养在中国,中国现在有七亿头猪,但是我们中国养猪业的效率是比较低的。我们养一头猪的成本,相当于美国养两头猪,即便加上美国把猪肉运到中国来的税收、运费,他们的成本还是比我们低。”

李德发院士介绍,养猪生产中的生长速率、繁殖性能、猪肉品质、料肉比例等关键环节都与智能化息息相关。作为京东农牧首个落地项目,中国农大与京东农牧联手打造的“丰宁智能猪场示范点”,正在利用人工智能、物联网、大数据等技术能力实现猪场精细化管理和科学自主智能化决策,让农牧业实现万物互联。

女研究生来深租房被骗,牵出黑房东黑中介团伙,八百多人受害

都讯 记者程昆 通讯员宋卓远 吴延梅二手“黑房东”勾结“黑中介”,通过欺骗、刁难、威胁等手段,恶意骗取、肆意克扣租客租金、押金。日前,深圳龙岗警方经过五个月的深入调查,一举打掉了这个强迫交易的恶势力犯罪团伙,初步核实案件30余宗,受害人800余人。目前,52名涉案嫌疑人已被刑事拘留,案件仍在进一步侦办当中。

微信群中,团伙成员晒“成绩”。

犯罪团伙账簿记录租客信息。

收网行动抓捕现场

典型案例:涉世未深学生来深租房被蒙骗

今年的八月份,在香港读研的小娜(化名)计划来深圳工作生活一段时间,她在58同城网站上检索,一套租金比周围均价低很多且设施完备的出租房让她十分心水。联系后,对方以“房源紧张”为由,让小娜缴纳了650元看房押金。熟料看房当天,租金由650元上涨到1600元,如果不签约入住,那事前缴纳的押金也无法退回。在对方的软硬兼施下,小娜无奈签订了三个月的租房合同并住了进去。

一个月后,实在无法忍受高昂的租金以及破旧的硬件设施,小娜选择报警求助,并最终搬离了这个“伤心地”,缴纳的1600元押金也有去无回。

像这样的案例只是犯罪团伙罪行的冰山一角。初看之下好像是租房合同的经济纠纷,但实际上确是二手黑房东勾结黑中介强迫租客交易,并通过欺骗、刁难、威胁等手段恶意骗取、肆意克扣租客押金的违法犯罪行为。

虚构房源信息吸引租客步步入“坑”

专案组经深入调查,发现团伙成员刘某名下有多栋承租的城中村居民楼,分布在龙岗坂田、横岗和宝安等地。刘某将这些居民楼租赁后,经过简易装修改造为小户型公寓,然后再把它们整栋地分派给团伙骨干进行出租打理。团伙骨干又拉拢亲朋好友及团伙成员,利用网络平台,以明显低于市场价的虚假价格和虚假房源照片发布招租信息吸引租客,并在租客首次咨询时故意制造房源紧张的假象,诱骗租客一步步缴纳定金(一般为500-1000元不等)。

在租客缴纳定金之前,对租赁合同中故意设置的明显不利于租客要回押金的门槛条件或明显有失公平的条款绝口不提,随后在租客实地看房发现房源与实际并不相符等问题后,以定金不退等方式逼迫租客签约就范。在与租客签约时,召集社会闲散人员围住租客,通过催促、隐瞒及“软暴力”等方式诱骗、逼迫租客签约。“曾有租客反应,签约时,有六七个花臂金链大汉围在他的身旁,迫于压力往往就不会细看合同条款,草草签约了事。”办案民警介绍说。

在租客实际履租期间,团伙成员周某强擅自篡改租客用水用电数据,随意骗取水电费,如不就范便召集社会人员威胁租客,蓄意制造滋事氛围,逼迫租客尽快搬离。该团伙刻意制造条件故意造成租客违约,并以此为借口强行扣取租客押金,且在租客退房时巧立名目,收取多项合同以外的卫生费、注销费、折旧费等费用,还通过上述一系列方式逼迫租客搬走,以提高租客转换率,从而进一步提升“利润”。

“清房”行动收网

52名涉案嫌疑人被刑事拘留

11月14日14时许,在市公安局统一指挥下,专案组开展“清房”统一收网行动,以龙岗坂田街道为主战场,先后抓获包括吴某、宋显某、李某等主要犯罪嫌疑人在内的80余名涉案人员,扣押涉案账本一批。

经查,该犯罪团伙对其强迫交易犯罪事实供认不讳。目前,初步核实案件 30余宗,警方对其中涉嫌犯罪的52名嫌疑人予以刑拘,此案正在进一步侦办中。同时,警方敦促涉案在逃嫌疑人投案自首。

办案民警介绍,此次行动是深圳市首次对涉“黑房东黑中介”强迫交易违法犯罪行为进行的集中统一打击,对重构健康有序的房屋租赁业态具有重要的意义。

受骗者多为来深务工人员

警方提醒对价格过低房源要谨慎

据了解,办案民警通过大量调查走访发现,此类警情涉及全市多个区域,受骗上当的多为初次来深务工人员,或是刚从学校毕业步入社会的外地青年。由于社会经验不足,加之人生地不熟,他们往往在个人权益被侵犯后选择息事宁人。

办案民警提醒广大租客,对于价格明显较低的房源要提高警惕。其次在看房前切勿随意缴纳押金,以免受制于人。最后,签约前对于合同条款也要核对仔细。而签约后,发生纠纷时也不必因为有合同存在而觉得理亏,一些存在明显霸王条款的合同在法律上也会被视为无效合同,要勇于使用法律武器捍卫自己的合法权益。

最新电信诈骗!一觉醒来,卡里2万块没了!警方:建议睡前开飞行模式

眼睛一睁一闭,钱没了!

你可能会想,开什么玩笑?

可是,这样的“梦魇”却成了现实…

01

睡梦中银行卡内钱被转走

今年8月、9月以来,四川德阳什邡公安局陆续接到4名某公司“E宝”客户的报案,其注册“E宝”APP的手机号在凌晨时无故收到一些包含数字验证码的短信。

次日,他们发现自己E宝”APP绑定的银行卡内的钱被转到支付宝、京东、财付通等第三方支付平台,并全部被消费或以转账的方式划走。

“最少的18元,最多的6.5万。”办案民警介绍,案发后,什邡市公安局立即组成专案组,通过梳理后发现:自今年2月起,什邡市先后发生类似案件50余起,涉案金额近60万元。

“早上一觉醒来,发现银行卡上2万多元钱不在了。”受害人陈女士介绍,7月27日凌晨3点左右,她的手机收到了多条内容为验证码、转款消费之类的信息,自己的银行卡上莫名转了7、8次钱。

另外一名受害人王先生,不仅卡上3000多元被转走,嫌疑人还利用他的信用贷款1.2万。

乔女士是“E宝”客户。她介绍,8月下旬,自己陆续收到了“金数据”验证码,当时没有在意。8月26日,她的银行卡内的3.6万元陆续被转走,这才发现有人用她的保单从保险公司贷款,并被莫名转走。

02

新型诈骗手法“嗅探”出现

什邡市公安局刑警大队大队长李小虎介绍,着手案件调查时,都以为是传统的电信诈骗案件。奇怪的是,调查效果不明显。后来深度研判发现,“这是当前网络犯罪中最新型的一种作案手法。”

随后,民警综合多名受害者的经历发现该案有3个新特征:

第一,犯罪分子都是在凌晨集中作案,受害人处于静止状态下;

第二,案发地集中在当地城区人口集中的东门桥,半径在600米范围内的圈状区域内;

第三,案发时,不需要受害人有任何操作,如在微信、支付宝等买卖、转款、甚至贷款。不同于传统的电信诈骗还有威胁、引导等互动。

民警弄清作案手法后,与深圳龙岗、浙江湖州警方联系,共享情报,并通过对大量的数据集中研判查明,犯罪嫌疑人利用“GSM劫持+短信嗅探”技术。

短信“嗅探”技术,就是在不影响用户正常接收短信的情况下,通过植入手机木马或者设立伪基站的方式,获取用户的短信内容,实施银行卡盗刷。

犯罪分子截获的短信内容中,就包括来自银行、第三方支付平台和移动运营商的短信验证码。这也是当前网络犯罪中最新型的一种作案手法。

03

破获全省首例“嗅探”案

11月初,在德阳市局技术部门的协同配合下,什邡市局逐步锁定了犯罪嫌疑人吴某、张某某和李某。11月7日凌晨6时,警方在什邡市一宾馆内将3名犯罪嫌疑人当场抓获,缴获作案工具“嗅探”设备1套、手机7部、银行卡30余张。

经查,吴某、李某与张某某系无业人员。在2017年,吴某在网上发现了“嗅探”技术,今年2月,他伙同张某某、李某,深夜时分前往什邡城区人员密集处,利用“嗅探”设备盗刷他人银行卡,他们诈骗所得来的钱财主要用于网上消费、购买彩票等。

据李小虎介绍,这是全省首例利用“嗅探”技术盗取资金的团伙案件。目前,3名犯罪嫌疑人已被刑事拘,案件在进一步办理中。

04

警方提醒:看到短信立即关机

“手机短信都是2G信号,因此犯罪嫌疑人一般都是利用短信来获取消息。”办案民警介绍,为成功劫持信号完成短信嗅探,不法分子有时还会干扰3G和4G信号,强制让用户“降维”到2G网络状态。

警方建议:

遇到收到这样的短信要立即关机,避免让对方获取位置信息。或者晚上睡觉前将手机开启飞行模式的状态。

同时,不要绑定银行卡,如果需要手机支付,可以在使用的时候绑定,不使用时取消绑定。

为什么扶贫几十年,穷人反倒“越来越多”?

自实施“精准扶贫”战略以来,扶贫成了全社会关注的焦点。很多人问我,为什么扶贫这么多年,穷人的数量还那么多?这个问题既好回答也不好回答。有人可能会假想扶贫的钱没有真正用在扶贫上,也有人认为富人越来越富,掠夺了穷人的财富。对于贫困和扶贫,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看法。所以很难回答为什么穷人反倒越来越多这个问题。

而且,扶贫这么多年,穷人真的是反倒越来越多吗?

▌数字的迷思和穷人的命运

实际上,贫困既是一个客观的现实,也是一个政治、经济社会的再生产品。改革开放之前,从物质角度看,社会存在普遍的贫困。80年代中期,政府开始实施扶贫战略,但因穷人太多,没有财力照顾到这么大的群体,只能选择其中最贫困的群体。如何知道哪些是最贫困人口?为此,中央政府制定了一个贫困线,也就是说,收入低于这个线的人就算是穷人。

1978年的贫困线为农民年人均纯收入低于100元人民币。过来的人都知道,当时每个月10元钱可以维持基本生活。按照每人每年100元的纯收入,1978年,中国的贫困人口数为2.5亿。1985年,贫困人口减至1.25亿,到1990年,贫困人口减到了8500万。所以,在大家的印象中,90年代的贫困人口就已经降到一亿以下了。

1993年,国家实施“八七”扶贫攻坚,目标是到2000年解决8000万贫困人的温饱。“八七”扶贫攻坚结束后,国家宣布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基本解决。这就给公众留给了我们没有贫困人口了的印象。这一印象也有其客观性,改革之前的普遍贫困现象的确有了很大的缓解。但是,认为贫困问题基本解决的印象,则是“数字变化”的结果。

虽然90年代贫困线不断调整,2000年的贫困线已达到了625元人民币,但这更多地是因为物价上涨的调整。实际的标准并未提高很多,也就是说,我们一直是按照极端低的贫困标准来估算有多少穷人的。标准低,穷人数量就少,自然穷人数量的减少就会相对容易。

例如,1993年的贫困人口是8000万,这是按照低贫困线统计的数据。2000年,按照这个数据,政府宣布贫困人口的温饱基本解决。但是,如果按照现在2300元的购买力平价标准计算,就会有超过5亿多贫困人口,按照这个人数,到2000年,政府无法宣布贫困问题得到了基本解决。同时,贫困线的高低,一方面有着客观的需要,例如究竟多少钱才能维持生活,但同时,政府也要考虑财政的能力、业绩是否可以达到等等不同因素。

更为重要的是,这些数字有专业的机构和专家进行研究,难懂的数据收集和各种数学公式的计算将一般公众挡在在知情的大墙之外,“贫困人口有多少”这个问题,也借助专业知识,从一个客观的现实逐渐演化成了复杂的政治经济社会再生产的产物。公众迷失于不同的数据,农村的人口则只能被动地在政府划定的收入范围内寻找自己的位置。

长期维持低贫困线造成了公众实际认同和国家官方宣传之间的断层。由于采用低的贫困线,造成很多人口虽然生活在贫困线之上,但仍处于非常贫困的状态。2008年,政府基于多方面的考虑,将贫困线调整为1196元,这样贫困人口增至4000万。

▲ 不同年份贫困标准线及贫困人口数统计。

2012年以来,新一届政府秉持“到2020年全面建设成小康社会”的理念,开始全面关注贫困问题,实施“精准扶贫”战略。

如果按照原有的贫困线,就只有4000多万贫困人口。但同时,在媒体的报道中,很多农村依然非常贫困。这是因为低的贫困线,给出了穷人少的印象,而实际很多在贫困线之上的人口也很贫困。所以如果不调整贫困线,一方面将影响政府的信用,另一方面,到2020年宣布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时,如果依然还有庞大的贫困群体存在,也会带来更大的信用问题。

因此,贫困线被大幅提高,按照2011年的购买力,升至2300元。这次调整比较符合中国贫困的客观实际。

由于贫困线大幅提高,贫困人口数量猛增到1.24亿。这就是大家为什么会疑惑上个世纪贫困没了,如今又出来了1.24亿贫困人口的原因。

可见,公众的不解来源于不同时间贫困数字的变动,而非贫困人口实际增减的真实情况。穷人的命运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如何制定这个数据政治经济考虑的影响。如果你是处在贫困线以下的群体,就有可能得到支持,而处于线上的群体可能就被排除。

那么有谁能认为人均年收入低于2300元以下的是穷人,而低于2800元的就不是呢?或者说,如果没有严格的记账统计、专业的调查,在农村如何知道谁家的收入究竟是多少呢?数据的游戏不仅产生了某种排斥,同时也产生围绕着谁是穷人的社会博弈。

▌中国的贫困人口到底减少了多少?

这里讲的“数字变化”并非要否定我们的减贫成就。

按照世界银行(以下简称“世行”)估算的国际最新贫困线标准(一人一天1.99美元)计算,中国1981年的贫困发生率是88.3%,而按照2011年我国2300元贫困线标准计算,1981年的贫困发生率则为90%,两者相差不大。

到2010年,按照1.99美元计算,贫困发生率下降到11.2%,而按照中国新的2300元贫困线则下降到17.2%。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按照全球的比较标准和中国新的贫困线估算,中国的贫困人口基本上从80%-90%都是贫困的状态,减少到现在只有11-17%的人口属于贫困人口的状态。这个成绩是很高的。

对于全球来说,中国减贫的贡献也是很大的。按照此前国际贫困线一人一天1.25美元估计,1981年到2005年,全球共实现减贫5.19亿人口,也就是说在这25年中,全世界共有5.19亿人口的收入提高到一天1.25美元之上。但是如果把中国的减贫数据减去,全球的贫困人口反而会净增加1.09亿。国际社会一直都把全球减贫的成绩归咎于他们的努力,但是很多人都用这个数据来质疑这个结论。总的来说,中国减贫成果是中国人自己的成绩,国际社会的贡献很少,国际社会的援助对于减贫的贡献几乎没有。当然这也是数据的游戏。

那么,中国的贫困人口到底减少了多少?

这个数据相信很多学者也无法估算。单就收入衡量的数据看,结合世行的国际贫困线和我们最新的贫困线估算,从1978年到现在的30多年中,按照国际贫困线1.25-1.99美元计算,我们大概减少了将近6-7亿贫困人口,估计存在5000万到1亿的贫困人口。

这只是按照收入计算的估计。贫困不仅仅是个收入的问题。即使有人每年纯收入高于2300元,但是由于医疗、教育和其他的开支造成了欠账,也会再次陷入贫困。但是这样的情况并不在我们估算贫困人口数据的范围之内。所以说,如果按照多维度,如资产,教育,卫生和其他方面来衡量,中国的减贫人口的数量不会像现在估算的这么多。

▌贫困人口会消失吗?

国家提出“到2020年实现按现在扶贫标准下的贫困人口全部脱贫”的目标。很多人问,到时候就没有贫困人口了吧?我说,这要看如何界定贫困了。

如果目标是,到2020年年收入低于2300元的贫困人口的收入都超过这个标准,我估计没有穷人了。但是,贫困是个相对的问题。随着社会的发展,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处于底层的群体,不管他们收入有多高,依然属于这个社会的贫困群体。

而且对于中国这样的转型国家而言,阶层也在变化。有的今年处于贫困,过几年脱贫了;还有的现在富裕,过几年又贫困了。所以说,贫困是相对的,不会消失。衡量贫困的指标也会不断变化,过去吃不饱算贫困,现在吃不好、穿不好、住不好算贫困。

只要人类社会的的分化不消失,贫困就不会消失,因为社会分化和分层很难消失,所以贫困也就很难消失。有多少贫困人口数量和什么状态算是贫困并不必然取决于客观上有多少真正的贫困人口,而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家和社会在其政治经济的博弈中愿意承担多少道义的责任。

一般来说,一届政府在结束其任期时,可能会根据现实考虑而宣布消除了贫困,新一届政府也可以把消除贫困作为其业绩的内容,再次宣布贫困问题依然严重。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贫困可以消除,可以减少,也可以增加。贫困人口的数字不必然反映真正有多少穷人,穷人是不是穷人也不必然由穷人自己说了算。

贫困户求“别再打扰”,哪里出了岔子?

最近,一张贫困户家的“门前照”火了,有些许年代的木质大门紧闭,旁边斑驳的红砖墙上,是几行毛笔字:“各位领导:本人已脱贫,请不要再来打扰了”。

乍看之下,这幅场景会让人误以为是恶搞,但背后的现实却让人心情沉重:据微信公号“侠客岛”透露,照片背后的实情是当日上门的扶贫干部自掏腰包,买了一壶油、一袋米,“私车公用”翻山越岭来贫困户走访,结果却吃了闭门羹。

一边是扶贫干部长途爬涉“送温暖”,一边却是贫困户冷冰冰的“别再打扰”,这着实构成了一种强烈的反差。贫困户的做法,或也超出了一般人对于被扶贫者心态的惯常理解——帮助你脱贫,你怎么还会不领情?

但倘若留意过媒体和相关部门曝光或披露的一些扶贫乱象,对此现象或就不会感到那么惊诧和难以理解。其背后可能折射的是当前精准扶贫过程中的一个突出弊端,那就是,在个别地方的扶贫绩效考核指挥棒下,扶贫干部的考核任务与贫困村民实际需要的扶贫之间,出现了断裂或是脱节。

从过往公开的案例来看,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者,贫困户获得扶贫资源的成本偏高,这包括扶贫干部反复的拜访、信息确认,以及填写各种表格,提出各种要求,甚至是让他们学习如何应对上面的调查。长此以往,这种繁复的程序和要求,实际上让扶贫有变成扰民之虞,反而影响到贫困户正常的生产生活。

此前媒体报道,部分基层扶贫干部吐槽被微信工作群和所谓“工作留痕”考核绑架,其中一个细节让人印象深刻:“现在去下乡,进村第一件事,不是去村委会布置工作,而是先到挂点的贫困户家去和他合个影……”显然,这样的考核,不仅让扶贫干部疲于应付,也间接连累了村民,并可能伤及他们对扶贫工作的认同度。

二来,扶贫工作迟迟难以让贫困户体验到实实在在的获得感,甚至由于工作不当,给农户造成损失。有媒体曾报道过这样一个案例:西部某地为帮助民众脱贫,当地一度兴起养兔热,政府整合各类资金予以支持,高峰期兔子存栏接近40万只,但市场行情急剧变化,短短5年时间,产业规模已萎缩到不足7万只,造成不少养殖户血本无归,多年缓不过劲来。

当扶贫定位不清、方法失当,贫困户对扶贫工作失去信任,极端者挂出如前文所示的“门前照”,就毫不让人意外了。

因此,面对“门前照”一事,扶贫干部及当前的扶贫考核制度设计,都应该要有所触动和警醒。一方面,扶贫考核要更接地气,因地施策,无缝对接好贫困户的真实需求,不能让扶贫干部完成考核与让贫困户脱贫,成为不相干的两回事。

另一方面,扶贫政策和具体的执行,也得关照好贫困户自身的心态和感受。不能自恃是扶贫者、帮助者,是“为你好”,就固执认为贫困户理所当然应该无条件的配合和承受压力甚至代价。特别是当前进入扶贫攻坚的冲刺阶段,各地的扶贫压力也到了最大的时候,更得避免各种压力传导过多的施加到贫困村民的身上,引发不必要的抵触情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