泉港碳九泄漏事故,有哪些不该发生的错误?

1月4日凌晨1时13分,福建省东港石油化工实业有限公司(下称“东港石化”)执行碳九装船作业时,码头连接海域软管处发生泄漏。11月9日,在事故发生5天后,泉州市政府新闻办发布通报称,目前已初步认定为一起安全生产责任事故引发的环境污染事件。

无论是关心该起事故的“吃瓜”网友,还是生活在泉州市泉港区的40万名居民,尤其是生活在事发地附近、世代以捕鱼为生的数万名渔民,他们所能得到的信息都是模糊的。

自事故发生后,为何一个省级石化工业区能够距离四万人的渔村只有174米,泉州市政府和相关部门的应急处置工作是否到位,网络上的讨论甚嚣尘上。

(当地对渔排的浮球泡沫进行全面更换。图片来源:中国之声)

那么,石化工业区到底应该距离居民区多远?在一起事故发生后,地方政府和相关职能部门应该按照怎样的流程来做好应急、处置工作?

按照《环境影响评价法》,为了预防因规划和建设项目实施后对环境造成不良影响,需要对项目建设后可能产生的影响进行分析、预测和评估,提出预防和减轻不良环境影响的对策和措施。在环境保护部门对项目的环评报告进行批复后,项目才能进入到建设阶段。

那么,在项目建设过程中和建成后生产过程中,其产生的噪音和排放的废气、废液、废渣等是否会对周边环境产生影响以及对居住在附近的居民产生影响,正是环评报告中最关键的一部分内容。

泉港石化工业区于1996年建成,其环评报告现在网上很难查询到。但是,早在1989年发布的《环境保护法》中就已经提到了“建设污染环境的项目,必须遵守国家有关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的规定”。关于石化项目与居民区之间的距离,即便没有突发事件引起的排放,石化项目在正常作业下“跑冒滴漏”仍然会对周边居民的公众健康造成影响,因此一般根据情况设置500米至1000米不等的安全距离。

即便泉港石化工业区因为建成于20年前,相关的法规尚未完善,在此后的时间里,相关环境主管部门仍会进行排查。

在2015年开展的涉危涉化重点建设项目环评专项检查中,泉港石化工业区存在环保隔离带居民搬迁进展缓慢、事故池容积不足、应急防控机制和设施不完善、危险废物管理和处置不规范等问题。原环境保护部多次与地方政府和有关部门沟通协调,并明确提出整改要求。

2017年12月,中央环境督查组公开的针对福建省的督查反馈中,提到“泉港石化园区规划面积约29平方公里,厂居混杂问题突出……2016年泉州市政府批复要求在园区边界外设立550米安全控制区,目前虽制定有关专项规划及搬迁方案,正在推进实施,但园区及周边控制区仍居住约4.6万居民”。一直到2018年9月底,《福建省对外公开中央环境保护督察整改情况》中提到,泉港石化园区安全控制区搬迁工作完成53.3%。

如果此前福建省政府和相关部门能够引起必要的重视,发现问题就解决问题,可能这次事故就可以避免。

原本应该存在的环评机制没有为泉港地区40万名居民提供足够的安全感,此后有关部门的排查也没有避免事故的发生,在碳九泄漏事故发生后,一系列本来应该由地方政府和有关部门执行的法规,似乎也没有能够保障当地居民获知有效的信息,减少这起事故所带来的伤害。

泉州碳九泄漏事故是一起棘手的事故。从影响范围上来说,该事故涉及数万人的居民区、沿海养殖区、大气环境和海洋生态环境;从污染物类型来说,涉及的不是单一的污染物,而是芳烃类化合物、烯烃类化合物和部分杂原子。其中,部分化合物还可能在光照情况下产生二次反应,生成二次污染物,也有可能在进入水体后,与水体发生二次反应。

根据《环境保护法》《大气污染防治法》《国家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等,在事故发生后,涉事企业、地方政府和相关职能部门承担着不同的责任,而地方政府和相关职能部门的首要责任就是要最大程度地保障公众健康和生命财产安全,同时做到依法应急、科学处置。

(涉事企业东港石化 图片来源:每日经济新闻)

其中,涉事企业即东港石化应该在事件发生后,及时通知可能受到污染危害的单位和居民,并向当地环保部门和有关部门报告,同时,必须立即向就近的海事管理机构和渔政管理机构报告。作为涉及危险化学品的事故,东港石化还应当立即按照危险化学品应急预案组织救援,并向当地的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报告。

作为本次事故所在地的地方政府,泉州市政府则承担着全面负责突发环境污染事件的应急处置工作,生态环境部等上级有关部门根据情况给予协调支援。

泉州市政府应当根据突发环境污染事件的可控性、严重程度和影响范围对事件进行分级,不同等级的突发事件对应不同等级的反应机制。根据《突发环境事件信息报告办法》和泉州碳九泄漏事故的现场情况,考虑在媒体报道中提到的52人因接触污染物就诊、单户养殖损失数百万元、事故发生所在地临近四万人的居民区,此次泉州碳九泄漏事故好像应属于“重大突发环境事件”,那就应由福建省政府来负责应急指挥。但是,根据目前事故应急由泉州市政府负责来判断,事故可能被定级为“较大突发环境事件”。

在这次事故之后,网上不少质疑善后不到位的问题,是不是因为定级和事故的严重程度不匹配,也需要一个权威的解释。

此外,地方政府还应当及时向当地居民公告,采取强制性应急措施,同时,立即组织营救、救治、疏散或者采取其他措施保护危害区域内的其他人员。环保、渔政、海事、安监、卫生等部门,需要配合地方政府的指挥做好应急处置工作。这些工作是否都到位,在事故的反思中需要一一复盘。

碳九泄漏事故涉及多种化学品,目前泉州市政府仍未披露具体化学品的名字,在事故发生后,应该根据化学品泄漏的量级和危害设立事故隔离区,即以事故发生地为圆心,隔离距离为半径的圆,非事故处理人员不得入内,其余人员向逆风方向撤离至该区域以外。但是,在本起事故中,自始至终都未设立隔离区。

泉州碳九泄漏事故已经对当地居民的健康和心理造成很大的负面影响,需要反思的不仅是事故本身,还有对化工石化企业的环境监督,还有政府相关部门的应急机制,都需要汲取深刻的教训。只有全面了解这次事故的直接原因、深层次原因,反思机制上所存在的问题,才能避免下一次事故的发生。

14名福彩官员贪污1360亿?传言是不透明的产物

11月9日,中央纪委网站发布了一篇重磅文章,介绍驻民政部纪检监察组如何严肃查处中国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原主任鲍学全、王素英,原副主任王云戈、冯立志等14名局处级领导干部的违纪违法问题,并公开了中国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4名原负责人忏悔视频。

中纪委的文章发布后,引发了关于贪腐金额的广泛传言。流传甚广的说法是,14名官员一共贪污了1360亿元,平均每名官员贪腐97亿。当然,此说法缺少权威来源。民政部的数据显示,2017年,中国福利彩票销售金额为2169.8亿元,加上体彩部分,彩票总销量达到4266.69亿元。1360亿将近全年售彩的三分之一,贪腐如此巨额,可信度并不算太高。

(中国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原负责人忏悔视频截图)

但它并不妨碍“14名官员贪污1360亿”的说法广泛传播。一方面,彩票发行管理领域的腐败大案中,贪腐金额高于十亿的已有先例,比如《廉政瞭望》杂志曾披露,由福彩中心担任最大股东的中彩在线,总经理贺文非法获利至少27亿元。另一方面,彩票发行管理的不透明状况,早已为外界广泛诟病。贪腐金额成谜引发的传言,也是信息封闭的现实产物。

福利彩票顾名思义,它的功能在于社会福利保障。在《彩票管理条例》等规章制度中,在彩票奖金和彩票发行费之外,该拿出多少彩票公益金,专项用于社会福利、体育等社会公益事业,也有明确的比例规定。福利彩票定位的公益性,决定了收支必须高度透明,“按照政府性基金管理办法纳入预算,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保证专款专用,并接受社会监督。

不过,福利彩票领域的信息公开力度,长时间处于滞后的局面,彩票发行、销售情况很少面向社会全面具体地公布。由此导致本该用于公益事业的公益金使用不透明,彩票发行管理费用标准混乱,等等。另外,由于实行特许发行制度,彩票发行管理权也容易被当成寻租的筹码。

这些管理乱象背后,对应着各类贪腐案例。像此前有媒体报道,福彩中心黄山培训基地奢华惊人;而此次报道提到的王素英,实际上已经是近年来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被查的第三任原主任。连续三任主任落马,从侧面说明,在这个亟待规范的领域,由于管理不透明,触手可得的利益对权力产生了多大的诱惑。

2012年彩票领域曾迎来首次全方位的审计,2015年公布的结果,让外界倍感错愕:抽查的658.15亿彩票资金中,涉及到虚报套取、挤占挪用等违法违规问题金额高达169.32亿。如此高的问题资金占比,加上彩票领域贪腐案例频发,都为“14名官员贪污1360亿”传言提供了可信度的加持。

在贪腐之外,彩票发行和宣传过程中塑造出来的暴富幻想,让福利彩票给外界的形象进一步扭曲,偏离“福利”的定位。

(2017年12月8日,四川省成都市,四川广元200名彩民众筹2772元合买双色球中1194万元一等奖奖金。)

据此前多家媒体报道,中国的彩民数量已经达到三亿左右,买彩票上瘾导致家破人亡的大有人在。对这个群体来说,彩票宣传偏离公益性,已经造成了成瘾的后果,日复一日的购买行为,支撑着一夜暴富的幻觉。在此前提下,如果每年几千亿的彩票销售资金,最终变成了贪官们的提款机,那冠着福利之名的彩票,无疑是对彩民光天化日下的欺骗。

零碎的信息披露,粗疏的信息公开,都会放大外界对彩票贪腐传闻的想象。既然让官员露面忏悔的初衷是警示,那更该交代清楚,14名官员贪腐金额是多少,避免留下猜测空间。这本身也是信息公开的一部分。基于监督考虑,彩票管理也该告别粗枝大叶式的公示机制,必须严格按照《彩票管理条例》等规定,对外公开彩票公益金的筹集、分配和使用情况。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彩票发行管理中心的官员接连落马,进一步说明它是贪腐高危领域。一个原因在于,从权限设置上,彩票发行管理中心集运动员和裁判于一身,既享有彩票的发行权,又享有管理和监督权。所以,很早以前就有代表委员提议,应该建立专门机构来管理彩票发行支出。考虑到贪腐状况频发的现实,彩票发行管理机构改革必须提速,加快分权,早日堵上腐败的制度漏洞。

贫困县不许楼盘降价:“调控”太多吃相太难看

说到“不准楼盘降价”,很多人可能会本能地联想到那些闹事“维权”的先期购房者。但比起他们的集结施压,有些地方政府的“不许降价”指令,来得明显更有威力。

近日,地产大V杨红旭爆料称,安徽砀山县不让房企降价,并附上了“降价未遂”事件约谈会的会议纪要截屏,内容称该楼盘由于降价销售引发政府对其约谈,接下来几期的预售许可证也被停发。这引发广泛关注。

(网传相关企业约谈会议纪要 图片来源:杨红旭微博)

据《每日经济新闻》报道,当地多部门对此表示“不知情”,但也有房管局工作人员承认“曾经有过(约谈)这么回事。”而该风波背后,则是当地的“房地产经济”暗影浮动——砀山县是国家级贫困县,随着2016年启动大规模旧城改造、推进“棚改”货币化安置,当地房价一路上扬。当地人年均收入尚不足3万元,但房价涨到约每平米5000元。

“降价未遂”,听着就挺滑稽。但陷入“不许楼盘降价”传言的,不只是砀山县。有媒体报道,安徽合肥某楼盘降价6000元/平米后,当地有关部门领导亲自前往调研,不久后房价又涨回。这让人想起,早前王石说起的万科降价遭“包夹”的情节:2008年王石抛出楼市“拐点论”后,万科率先降价,结果其售楼处遭老业主围攻,还有地方政府以“降价是为了垄断”为由,对其开了四千万元罚单。

已故艺术家赵丹说,“管得太具体,文艺没希望”,这句话其实远不止适用于文艺领域。政府连具体楼盘降价也要管,同样属于“管得太具体”,可能让很多人无法理解:拿楼盘降价来说,房价涨跌交替是市场规律,有涨有跌才正常,怎么到了有些地方那,就成了“涨也不行,跌也不行”?

尤其是置于很多地方房价涨了一路,很多人“欲做房奴而不得”的背景下,房价刚露出下行苗头就被地方叫停,引发舆论反弹、成为千夫所指更是在所难免。比起具体行为,公众更担心此举释放的信号——

“政府在兜底,房价不会降”,担心能涨不能跌已成有些地方的“潜规则”。

(砀山碧桂园 图片来源:每日经济新闻)

毋庸置疑,近段时间,有些地方的楼市风向确实在起变化。今年7月底,决策层将楼市调控基调从“坚决遏制房价过快上涨”,调为“坚决遏制房价上涨”之后,很多地方房价“N连涨”的局面被终结,开始转入“量价齐跌”的节奏。无论是广州、厦门、杭州等热门城市楼市明显降温(厦门房价和地价都出现了实质性下跌),还是有些楼盘打折促销,部分房企裁员瘦身,都昭示出了风向之变。

在房价阶段性见顶过后,从高位迎来周期性回调式下跌,本再正常不过。但就现实看,房价涨跌的影响已溢出了楼市范畴,而跟经济形势和社会稳定在“社会秩序链状网络”内产生了关联。

前一阵子,因房价下跌,“房闹”新闻频密曝出。房屋贬值带来的不平衡心理在无规则意识的搅动下,很容易变成打砸售楼部的无序局面。舍此之外,楼市看跌预期和土地市场转冷可能导致房地产产业对经济拉动效果弱化,其负外部性还可能传导到信贷领域,加剧整体的金融风险。

数据显示,在今年过去的10个多月,一二线土地市场整体土地涨幅放缓,土地市场平均溢价率也从2016年的48%、2017年的24%跌至12.37%,这势必给地方土地财政带来压力,特别是对此前楼市涨势“亮眼”、土地财政依赖度全国第二的合肥而言,其影响更是不容小觑。

考虑到稳定和财政等因素,政策层面难免会从多维度平衡市场,楼市调控也进入博弈平衡期,防止房价过快上涨,也防止房价大幅下跌。无论是近期央行降准,还是此前广州、厦门、杭州等地相继放宽落户政策,分别从改善市场流动性和扩大需求面的维度,对冲了严厉调控的影响,也对既有调控政策实现了再平衡。

地方层面防止房价大起大落,以规避失速带来的瞬间冲击力,可以理解。即便如此,不许具体楼盘降价,属于行政之手伸得过长,这不只是吃相太难看,更会过度干预价格信号,扭曲市场。

(砀山县房地产管理局 图片来源:每日经济新闻)

对很多习惯“高周转”模式的开发商来说,在楼市调整之际,降价促销是快速回笼资金、防范资金链断裂以及为未来储备粮草的不二选择,这关系到他们的资金流动。地方政府不能为了土地财政的基本盘,绑架开发商意志,将他们往火坑推,逼着他们为了配合自身需要而“宁死不降”。

事实上,强行让开发商维持很难有市场的高位价格,充其量只能从统计数字上稳定市场,而无法改变供需状况。“面粉”价格降了,“面包”价格跟着降,这无可扭转。就算地方能强制让开发商不降价,他们也有办法变通。到头来,受损的其实也是普通购房者。

像砀山县不许楼盘降价,想来不乏避免“房地产经济”波动的考量。但这罔顾市场规律的做法只能是饮鸩止渴。在楼市调整期,土地财政这碗“毒药”不能不戒,否则“出来混靠土地财政,迟早是要还的”。

贫困县不许楼盘降价,是对市场失去了起码的敬畏。看上去,“市场”的胳膊一时拧不过“权力”的大腿,可它迟早会对那些不尊重市场者加以“报复”。

禁止民办幼儿园上市 政府更得多出钱解决入园难入园贵

新华社授权发布《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学前教育深化改革规范发展的若干意见》(下文简称《意见》)。《意见》明确,要遏制过度逐利行为,民办园一律不准单独或作为一部分资产打包上市。上市公司不得通过股票市场融资投资营利性幼儿园,不得通过发行股份或支付现金等方式购买营利性幼儿园资产。

对于不准民办幼儿园单独或打包上市,舆论有些不同意见,赞成者认为,允许上市会导致民办幼儿园举办者过度逐利,不利于坚持学前教育的公益性和普惠性;而反对者则认为,应该给营利性民办幼儿园自主经营、选择上市的权利,而且,上市有利于规范民办幼儿园的发展。

这需要站在学前教育长远发展角度来看问题,要分析允许民办幼儿园上市的利与弊。从学前教育发展看,现阶段允许民办幼儿园上市,无疑可促进资本进入学前教育领域,但是,从长远看,民办幼儿园上市会一定程度影响学前教育的公益属性,而且,未来如果把学前教育纳入义务教育后,这对投入的资本也同样有风险。

学前教育是否可以设立营利性的民办幼儿园,以及营利性民办幼儿园是否可以上市,这是逐渐递进的问题。依据我国新修订的《民办教育促进法》,民办教育实行分类管理,分营利性的民办教育和非营利性的民办教育,其中,非义务教育阶段,可设立营利性的民办学校,这意味着民办幼儿园可选择营利性和非营利性。而如果民办幼儿园选择营利性,那按规定,举办者占有股份,可以分红,获得投资回报。是否允许营利性的民办幼儿园上市,则关系到进一步开放市场,以及对民办幼儿园营利性的进一步界定。

从发达国家的教育发展看,凡是进行学历教育的学校,都鲜有营利性的,只有非学历教育才有营利学校(机构),这和这些国家私立教育发展的历史有关,私人捐资举办教育,大多出于慈善目的。由于民办学校鲜有营利性的机构,因此,发达国家以幼儿园、高中教育等业务上市的公司也几乎没有。当然,这也和发达国家把幼儿教育和高中教育都纳入义务教育有关。

对比来看,我国私人或社会力量举办教育,有很大比例是有追求回报的诉求的。正是考虑到这一现实,因此,我国允许非义务教育阶段设立营利性的民办学校,实际上已经超出发达国家的开放程度。

总体而言,不允许民办幼儿园上市,对我国营利性的民办幼儿园的整体影响可能并不大,因为真正能上市或以上市为目标的营利性幼儿园并不多,而营利性幼儿园的举办者和投资者也可按规定获得相应的投资回报。当然,考虑到民办幼儿园在学前教育中占有相当比重,稳定他们的心态,保护他们的良性发展,当下还是很有必要的。

需要进一步关注的问题是,就是禁止民办幼儿园上市,能否真正缓解入园难、入园贵问题。我国之所以存在入园难、入园贵问题,是因为学前教育优质资源严重匮乏,公办园偏少(公办幼儿园在园幼儿的比例只占44%左右),普惠幼儿园良莠不齐,这催生了天价幼儿园。也就是说,天价幼儿园是市场供需关系制造的,如果不扩大优质普惠园的供给,那按市场需求定价的民办幼儿园,还是会定很高的保教费标准,家长照样会趋之若鹜。

(长春家长通宵排队报名幼儿园)

为此,这次《意见》提出,到2020年,全国学前三年毛入园率达到85%,普惠性幼儿园覆盖率(公办园和普惠性民办园在园幼儿占比)达到80%。实现这一目标,需要政府部门加大对学前教育的投入,真正做到由政府主导学前教育发展,《意见》要求继续实施学前教育行动计划。

目前看来,我国要求各地政府部门加大对学前教育的投入,是采取布置行政任务的方式,而从长远看,我国应该制订《学前教育法》,明确政府对学前教育的投入责任。同时,应该结合学生我国的现实发展情况,适时将学前教育纳入义务教育,这才能更好保障学前教育资源,坚持学前教育的公益性和普惠性。

性侵未成年人的证据更“灵活”,更考验法官的能力

没有其他人看见,也算“当众猥亵”?“非身体接触猥亵”也可认定猥亵儿童罪?这些司法政策乍看起来有些不合理,却扎扎实实强化了未成年人的法律保护。

日前,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第十一批指导性案例,对检察机关办理性侵、虐待未成年人违法犯罪案件进行办案指导,其中提出了一系列针对未成年人性侵案件、虐待案件司法政策适用标准。

“非身体接触猥亵”等政策看似有些奇怪,却是对于互联网环境之下、师生关系之下性侵犯罪量身制作的司法标准,放宽性侵认定标准,是为了更好保护未成年人。同时,这些标准也对司法机关公正办理案件、夯实证据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既要保护好未成年人,又要防止冤假错案发生。

(图片来源:网络)

首先,性侵未成年人法律标准应该宽于性侵成年人,而惩罚应该更严厉,这是法治国家通行的标准。在欧美国家,成人色情能得到较大的宽容,而观看、持有儿童色情照片,是美国刑法绝不能碰的底线。但是在这方面,我国的司法欠账较多。

其次,“非身体接触猥亵”也可认定猥亵儿童罪等司法政策大调整,是对中国的现实有的放矢之举。

比如骆某通过QQ软件将13岁女童小羽加为好友,通过言语恐吓,向其索要裸照,再以裸照相威胁,要求与其见面并在宾馆开房。法院一度认为这属于是猥亵儿童(未遂)。但是,检察机关认为,哪怕没有线下的直接接触,骆某获得并观看了儿童裸照,应认定为犯罪既遂。

通过网络通讯工具,以诱骗、强迫等方式要求儿童拍摄、传送暴露身体的不雅照片、视频,哪怕没有实际的身体接触,已经和普通的猥亵行为一样具有严重危害性,一样对孩子造成了精神摧残。目前,中国互联网的应用高度发达,一些“怪叔叔”通过互联网实施的强迫猥亵行为,哪怕没有现实接触,也同样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理当定罪处罚。

再比如,个别老师在教室、公共厕所、女生宿舍里对女生实施强奸和猥亵,哪怕犯罪分子施暴时比较“谨慎”,但只要当时有多人在场,即使在场人员未实际看到施暴,也应当认定犯罪行为是在“公共场所当众”实施的,从而加重处罚,这种“从重标准”可谓大快人心。

第三,针对未成年人的性侵犯罪具有隐蔽性、长期性的特点,被侵害人因为年幼,无法正常表达,或者无法了解犯罪性质,导致案件证据难以固定。这就需要在证据标准上做出特殊规定,既要防止《熔炉》这样的性侵悲剧,又要防止丹麦电影《狩猎》里的诬告现象。

在这次最高检公示的“齐某强奸、猥亵儿童案”中,齐某作为一小学的班主任,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将班里多名不满12岁的女生在各种场合进行威胁或者强奸。被告人的辩护理由是:犯罪的直接证据只有被害人陈述,其他证人证言均是传来证据,没有物证;被害人陈述前后有矛盾,不一致。

此案由最高检抗诉到了最高人民法院,最终齐某被重判无期徒刑。最高法认为,此案中“被害人家长与原审被告人之前不存在矛盾,案发过程自然”,“被害人陈述及同学证言符合案发实际和儿童心理,证明力强”,从而认定了犯罪事实。

(图片来源:网络)

这就需要重构“以被害人陈述为核心的证据链条”。最高检表示,“要根据未成年人的身心特点,按照有别于成年人的标准予以判断。审查言词证据,要结合全案情况予以分析。根据经验和常识,未成年人的陈述合乎情理、逻辑,对细节的描述符合其认知和表达能力,且有其他证据予以印证。”

这需要做出全面考察:报案经过是否及时、自然?包括被害人陈述,是否与其年龄认知水平相匹配?对于核心事件的指认是否一致?对于被告人的指认是否具有排他性?受害人一方是否有需诬告的动机?这还需要能对被告人的背景进行调查,来强化自由心证。

这给检察机关的审查起诉能力、法院的辨别证据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重构“以被害人陈述为核心的证据链条”,绝对不是“按口供定罪”,相反,需要公检法各机关全面调查案件,用细节定案,通过主观证据、客观证据和传来证据的互相印证,构成证据链。

未成年人被害人的每一次陈述中,涉及到的具体时间、地点和人物,都要做出全面的调查,看其是否能够得到交叉印证,从而构成证据链,达到法官判断的“自我确信”。

性侵未成年人的证据认定更“灵活”了,但法院的责任更大了,绝对不能像之前那样对于公安机关办的案照单全收,而是要发挥“以庭审为中心”的作用。

女性强则国家强?俞敏洪的“推心置腹”我们不懂

1、女性决定论

昨日,新东方创始人俞敏洪的一席话引发了巨大争议。在一个演讲论坛上,俞校长慷慨激昂、言辞挫顿地发表了一通“女性决定论”:

一个国家好不好,常取决于女性。归结起来就是——

(俞敏洪2018学习力大会上的演讲 图片来源:网络)

作为中国民间教育的代言之一,俞敏洪素以直言敢语著称。他可能万万没想到,如今这番关于女性的言辞,会令自己坠入网友“歧视女性”的口诛笔伐中——

(网友评论 图片来源:网络)

如果说话前能仔细想想、谨言慎行,北大毕业、一年阅读600本书的俞敏洪不难发现,自己的这番论调,与古时的“祸商妲己,倾周褒姒,危唐杨妃”这类的红颜祸水论,并无本质区别。

如果当年他在北大图书馆读过《鲁迅全集》的话,相信此刻一定会牢记先生的教诲:

我以为在男权社会里,女人是决不会有这种大力量的,兴亡的责任,都应该男的负。但向来男性的作者,大抵将败亡的大罪,推在女性身上,这真是一钱不值的没出息的男人。

这样,他就不会被网友炮轰,被以“手撕渣男”著称的张雨绮第一时间diss:

也不会被作家六六辛辣嘲笑其“再如何成功也摆脱不了骨子里的天然小农意识”——

更不需要在其言论引起轩然大波后,“诚恳”致歉——将“女性堕落导致国家堕落”,移形换影地置换成“女性强则国家强。”

稍微懂点中文的人都知道,俞敏洪这番道歉,不过是利用了反话正说的修辞技巧,前后两段话的本质和内在逻辑并无二致。

在他看来,女性始终肩负国家兴亡、民族存续的重大使命和历史职责;男性的成长和成功,完全取决于女性。

这样一来,不仅女人们觉得被歧视,连男人们也深觉被贬低。有网友怒言——

“难道在俞老师眼里,男人们就是巨婴弱智,连点梦想和担当都没有,只知道讨好女人?离开了女人就无法自理?”

或许,这是中国男人被黑得最惨的一次。

大家不明白,为什么国内最高学府毕业,有着成功的教育创业经验,看上去通读圣贤书、深受文明洗礼的俞敏洪,会和古人迂腐陈旧的见识如出一辙?

或许你能从他的人生经历中,一瞥其中之究竟。

2.四十岁时仍向母亲下跪

俞敏洪在一篇文章里写过,他被问得最多的一个问题是:对你影响最大的人是谁?

他都会说:是我的母亲。没有母亲就没有我,也没有我的今天。

众所周知,俞敏洪的人生,是屌丝逆袭的成功示范。

他出身贫寒,连续两次高考失败。到了第三年,他跟母亲说,我不想干农活了,我想再试一次。

即使当时缺衣少食,劳动力严重缺乏,教育远不像今天备受重视,但俞敏洪的母亲毫不犹豫地说“可以”,还一个人只身前往县城,为儿子找补习老师。回来时赶上了大雨,摔成了一个泥人。

多年后,在录制《朗读者》节目时,俞敏洪回顾这段过往,年过五十的他热泪盈眶:

(《朗读者》剧照截图 图片来源:网络)

类似这样无私的母爱细节,在俞敏洪的人生里俯拾皆是。他曾在文章里动情地写道:

“母亲把她全部的爱都给我了,为了我能健康、快乐地成长,她可以做出一切牺牲。我姐比我大五岁,她长大后,母亲让她去学医,因为她当医生后,可以方便给我打针。这似乎对我有点‘偏爱’,母亲的爱,伴随着我成长,一直到今天。”

是这种无条件的母爱,帮助俞敏洪一跃农门,用知识改变命运;是母爱,为他撑起了一片艳阳天,给了他行走世界的底气。鉴于自己的成长经历,成名之后的俞敏洪在多个场合呼吁:

“女人决定了一个家庭的素养和未来,这是女人之所以伟大的一个原因”。

对自己恩情似海的母亲,俞敏洪则非常尊敬,从来不敢轻易触怒。

(《朗读者》剧照截图 图片来源:网络)

按理说,俞敏洪对女性是十分之尊敬,但他后来的人生经历,让他的思想发生了激烈的变化。

他曾前后追过25个女生,都被无情拒绝,主要是因为他“穷”。

对于这段屈辱史,俞敏洪耿耿于怀。在公开演讲场合,他多次奉劝年轻的女生“不应该只找那些家庭条件好的、外表看起来英俊潇洒的人”,因为有的时候“男人的长相与他的才华成反比,越是长得‘矬’的,越是‘歪瓜裂枣’的,未来越有前途。”

大致可以推断,俞敏洪对女性的“拜金”印象,并没有随着岁月流逝、阅人无数后而改变。

虽然情路坎坷,但命运还是厚待了他。在发迹之前,一个“刀子嘴、豆腐心”的天津女人,看中了他这颗“歪瓜裂枣”,成了对他影响重大的俞夫人。

俞敏洪曾这样调侃俞夫人——

在他不成功的时候老婆嫌他不成功;

在他成功以后,老婆认为他应该更成功。

现在,阿里巴巴上市了,老婆告诉他,“你得像马云一样成功”。

在老婆大人敦促下,自己“不得不”不断地成长。

现实中,俞夫人对他的影响,远不止于敦促。

(俞敏洪早期培训课照片 图片来源:网络)

当初,为了支持俞敏洪考托福,妻子包下了所有的家务,一有时间就四处帮俞敏洪找资料查信息。

但贫贱夫妻百事哀。妻子愿意跟他共苦,但也会生出一些抱怨。为了减少妻子的抱怨,俞敏洪在校外兼职给人代课挣钱,这成为了他日后创业的起点。

俞敏洪和太太都很喜欢吃鱼,但当时他们没有钱买活鱼,只能买两块钱一斤的死鱼。有一次,俞敏洪用在培训机构赚来的钱买了一条活鱼,妻子看到后非常开心。

“有一次她下班回来以后,发现鱼汤是用活鱼做的,就很开心。那天晚上好像就成了我们生活的转折点,从此以后她开始对我变得温柔了,因为能吃到活鱼了。”——俞敏洪《我是那只尽力而为的蜗牛》

俞敏洪后来跟新东方的老师说,为什么我对培训有这么深厚的感情,因为我可以用挣来的钱买活鱼了。

后来他陷于北大教职与自主创业取舍的两难时,俞太太果断支持他放弃铁饭碗,跟着他大街小巷地贴招生广告。

生活不免有磕磕碰碰,但随着他创业越来越成功,太太对他越来越温柔。

俞敏洪将他的婚姻经验总结为一句俞氏经典名言,“女人温柔的能力与男人的成就成正比。” 具体而言就是——

“我跟我老婆是先有生涩的恋爱,再有强悍的婚姻,最后才有温柔的家庭。”

3.成功男人的经验总结

综上可知,俞敏洪的“女性决定论”,不是他一时即兴所致,而是他过往人生经验的深刻总结。

如果没有母亲的无条件的付出和关爱,俞敏洪可能无法走出山村,改写命运。

如果不是当年生活艰苦,妻子抱怨居多,他可能不会走出安稳的北大校园,靠兼职赚来的外快给妻子买活鱼吃,也很难有后来的勇猛精进,一马平川。

(聚光灯下的俞敏洪 图片来源:网络)

对于母亲,他唯有感激。对于妻子,他的表述看上去则五味杂陈。

也许是因为母亲和妻子对于自己成长的影响,也宥于年轻时多次被拒的苦涩过往,俞敏洪在女性问题上才会这样的“推心置腹”,危言耸听。

如果他只是在陈述自己的个人经历——一个孟母三迁、寒门出贵子,加上为了让妻子顿顿有活鱼吃而走上创业不归路的男人故事,这无可厚非,还能赚人热泪。

但他错就错在,将自己的人生经验,用一个简单粗暴的推理,加之于全体中国人身上,用一个定性的方式,去解决生活中需要具体分析的问题,既脱离实际,从逻辑上也站不住脚——

怎么来界定女性的堕落?

我们的社会在堕落吗?

如何证明女性的堕落,与男人的成长和国家的处境有必然的因果关系吗?

比起逻辑上的蹩脚、见解上的庸俗狭隘,更让人难以接受的是,这番言论的背后透露的传统文化的糟粕感。

历史学家黄仁宇在其著作中,曾写过中国文化发展的脉络:

一个农民家庭如果企图生活稳定且获得社会声望,唯一的方式是读书做官。但不是所有的家庭都具备读书的经济条件。

考场上的笔墨,可以使一代清贫立即成为显达,但其幕后的惨淡经营则历时至久。

一个人的中举,表面上似乎是个人的聪明和努力的结果,实则是父祖的节衣缩食、寡母的自我牺牲、妻子的含辛茹苦,经常是这些成功的背景。

——黄仁宇《万历十五年》

这样的模式,要求家庭中的所有成员——尤其是女性,为了一人的荣贵显达,牺牲自我,倾尽所有,以求得整个家族的荣誉。这是“女性强则中国强”的道德基础和历史渊源。事实上,俞敏洪本人也是这样一种传统模式的受益者。

如果这是个人自愿的选择,是个别女人选择成就自我的一种方式,外人无从评判。

但时至今日,我们注重个人权利自由和平等,鼓励每个人追求自我的实现,如果再以这样方式,要求所有女人为家庭、为男性付出所有,将女性的选择和社会发展、国家命运这样宏观主题以道德义务的形式进行捆绑,遭此舆论讨伐也就不冤枉了。

娃哈哈董事长宗庆后:百姓“乐哈哈”,经济才不会“苦哈哈”

文/张骞 袁昌佑 搜狐智库现场报道

11月20日,娃哈哈集团董事长宗庆后在中国经营报社举办的2018(第十六届)中国企业竞争力年会上表示,他对中国的民企发展环境很有信心,企业只要积极专注主业,国家只要给予企业自由的成长环境,中国的经济发展就可以在全球颓势中独善其身,更好地发展。

宗庆后重点回顾了“娃哈哈”的成长历程,他表示娃哈哈走的每一步都伴随着改革开放的关键时刻。从自身经验而言,无论企业规模大小,无论企业“姓资姓社”,只要能给市场提供有益产品,能给员工发放有竞争力的薪酬,能落实企业的社会责任,这样的企业就能受到市场的认可,受到国家的认可。

作为享誉多年的老牌民营企业创始人,宗庆后也发声期待“竞争中立”,他认为国企是为强国而奋斗,民企是为富民而奋斗,都是为了国家,为了百姓,他提到,我们有80%的就业都在民营企业,如果民营企业给员工增加收入,把内需拉起来,只要中央对国企、民企一视同仁,共同发展,“经济发展还是有很大的机会的”。

如何使百姓有钱花,宗庆后从降低交易成本、减少生产成本、增加可支配收入三个角度肯定了现在的政策,即在政府职能层面进行审批制度的改革,简化审批手续,改善营商环境,让百姓、企业自由选择、自由发展,减少交易成本;在企业生产和百姓消费层面,降低税费,减少非生产性费用,降低无谓损失,充盈百姓的钱袋子。

最后,他也从一个历经沧桑的年长智者角度指出,企业的优胜劣汰,有的倒下,有的上来,是自然规律,大家要对民企有信心,有信心才会出成果

以下是演讲全文:

各位专家、各位嘉宾,各位企业家朋友们,大家好!中经对话风雨40年,很高兴在这次年会上做主题演讲。

40年的改革改变了中国、富裕了中国、自信了中国。40年来,中国企业从“找市长”到“找市场”,转变经营体制和经营方式,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中国老百姓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得到了空前的激发,并用勤劳、勇敢、智慧书写着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一系列故事,中国逐步建成了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的新面貌,踏上新征程,走进新时代。

回望历史,中国人民从一穷二白的站立起来,到披荆斩棘中富裕起来,直到今天栉风沐雨的强势起来,一大批中国民族企业从平凡到优秀,再到追求卓越,一路改革先行,一路开放奔走,一路执着前进。

娃哈哈从1987年创立,一路走来,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大到强,每一步都伴随着改革开放历史场合的几个关键时刻的体会。我那时候上山下乡到农场工作了15年,1978年刚刚顶替我母亲回到杭州,当年的12月份,党中央决定要改革开放,所以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工作中来。那个时候实际上是我们全国老百姓都是无产制,平均主义、大锅饭过着苦日子。当时应该有2/3的农民还养不活中国人民,当时什么都要票,我回来那个时候还是那个状况,刚刚开始改革开放。

后来是农村实现了承包责任制,解决了我们老百姓的意识问题。后来在城市里开始实行了“厂长经济责任制”、“承包责任制”,当时我就趁这个机会承包了经销部,也是利用这个平台开始创业。首先我们是给人家代销冰激凌,代销汽水,后来代销…口服液,后来又帮着把食品厂罐装中国华…口服液,这样一步一步走来。后来我们自己开发了娃哈哈儿童营养液,感觉那个时候温饱问题解决了,但是小孩面黄肌瘦。后来发现因为独生主义政策,一个孩子受到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叔叔阿姨的宠爱,造成偏食,不愿意吃饭,造成营养不良。所以,当时我们开发了娃哈哈儿童营养液。“喝了娃哈哈就是香”,感觉大家都记得很清楚,而且打开销路以后,我们取得了第一桶金。

1991年我们产品供不应求,当时我们想扩大生产,想要政府批地建厂房,但是我们是计划经济外来企业,当时政府认为你是暴发户,过两年可能就消失了,所以没批下来。刚好当时杭州有一个厂因为美国制裁,他以前主要出口美国,所以一下子没了生意。当时他又不会去开发市场,所以常年亏损,工人也没活干。当时政府领导要求我兼并,开始说也不要花钱,也不要全部收下来,收500人就可以了,所以我看了看,有6万多平的厂房,我想当时对我发展是很有利的,我就答应了。结果他们市区两级政府派了工作组去了以后他们都反对,工人说这么小小的厂子兼并了国营大厂,感到没面子。后来我去讲了讲,到底是谁大谁小,我说你尽管有2000人,我只有100来个人,但是我的产品供不应求,银行存款都有七千万,你资不抵债,工资都发不出来,到底谁强谁大?

第二,我们现在员工的收入很好,当时我们的奖金就发到六七十块,因为当时的工资就三十来块钱,一般的企业奖金有三五块钱。我说你们兼并过来之后,我们也在想这个待遇。我当时也估计到,他们一些中层干部,怕我们兼并以后没有位置,我说干部一律不动,表现好继续提拔重用,表现不好,对不起,那就要下去,当时就鼓掌通过了。兼并以后当时正是在“姓资姓社”的讨论当中,所以社会上认为我们是瓦解国有经济,搞资本主义复辟了,所以当时领导也感到害怕了,所以找我谈话,我说我一定把它做好。而且后来我们干干脆脆花了八千多万把它收下来了,不光是收下来两千个工人,而且把500个退休的也收下来了,是因为当时的产品销售比较好,所以就是我们3个月就扭亏转盈,而且利润销售大幅增加。所以,当时应该说在市场经济刚开始的时候,我们是“找市场”还是“找市长”。我们认为“找市场”就是盘活了国有资产,发展了经济。

后来三峡库区建设的时候,政府要求我们去对口资源,所以当时我们到涪陵又兼并收购了三家工厂,这三家工厂比杭州的那个更差,破破烂烂的厂房,工人已经长期不干活了,也不在厂里,而且也没有产品,也是资不抵债。所以,当时我们收了三家厂以后,因为我们以前产品全是杭州生产的,我们到四川当时铁路也不发达,所以每个月只有一次可以发往四川,所以我在开发市场很不利。

所以,当时的条件确实很差,但是我想东部地区先发起来,西部地区确实比较落后,如果没有全国的经济的发展,我们也不可能成为世界的强国。所以,当时我们想政府号召去投资它。尽管当时我们自己员工也不赞成,所以我们还是把它收购了。收购了以后我们安排了一千多名库区人员的就业,也是花几个月时间又扭亏为盈,因为我们当时产品很好销,当地生产,当地销售进一步扩大了市场。实际上从这里开始,我们也受到了国务院两次表彰,当时江泽民总书记也好,李鹏总理也好,多位领导都视察了涪陵(音译)公司,对涪陵公司进行了表扬,所以在社会上名声也很大,所以很多的贫困地区都来找我们去投资办厂。加上觉得涪陵公司第一个投资办厂以后,实际上我们既是促进富裕,也为落后贫困地区的经济发展起到了作用,同时也发展壮大了自己,现在我们全国有80多个生产基地,是全国规模最大的饮料企业。

另外,我们在整个经营过程当中,我们实行了“家文化”,关注员工的“小家”,共同发展企业这个“大家”,报效国家。所以,我们给员工加工资,解决住房,孩子读书,包括看病。现在是社会统筹了,以前是没有社会统筹的,当时我们的员工去看病,医院里什么药都敢开,他知道我们有钱,他付得起,所以员工也是尽心竭力,应该说同时在共同发展“大家”。所以,有了这支员工队伍,所以一直以来我们是发展比较好的,而且我们也是一直在坚守主业,我们叫小步快跑,不做自己没有能力的事情。所以,我们也没有银行贷款,也没有负债。所以,一直是比较稳健。

我想今后的发展,我可能跟刚才跟那些专家们有点不一样。我最近有幸参加了习总书记的民营企业家座谈会,应该说总书记这番讲话也坚定了我们民营企业继续发展的信心。我感觉美国的贸易战是我们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最后的关键一战,而且必须要打赢。如果打赢贸易战,我们中国就不会再受人欺负了,如果输掉,那你就永远受美国人的欺负。

所以,作为我们企业家是积极发展主业,我们还是要努力发展经济。我认为明年可能确实来讲,全世界的经济形势都不好,我认为各界政府要认真落实党中央的英明决策,我认为我们国家经济可以独善其身,可以得到更好的发展。

因为中央已经说要关心、支持民营经济的发展,而且现在中国的经济关键是要拉动内需,就是扩大老百姓收入。我想中央对国企、民企一视同仁,要共同发展,我认为央企、国企主要是为强国而奋斗,民企应该是为富民而奋斗,有80%的就业都在民营企业,如果民营企业给员工增加收入,把内需拉起来,我认为经济发展还是有很大的机会的。

所以,我认为国家要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给企业降低税费,还要降低老百姓的个体税,降低社保费率,让老百姓有钱去花,把内需拉起来,经济发展还是很好的。我们全国13亿人,每个人一万块钱收入,一万块钱的消费,是什么概念?所以,我认为还是应该要有信心。再加上企业的优胜劣汰,有的倒下,有的上来,所以我觉得也是自然规律,我认为对民营企业大家要有信心,有信心才会出成果。

作为改革开放的见证和参与者,娃哈哈是我国民营企业发展的一个缩影,能够在这个伟大时代为民族复兴、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伟大事业做点贡献,我们感到十分的光荣,也由衷的感谢党的英明领导,感谢党给予我们这样一个创业发展,实现自我价值的平台。

如今站在新时代的新起点,我们要继续听党的话,跟党走,继续发扬企业家精神,切实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努力实现可持续、高质量发展。一是要继续坚持实业强国的信念,坚持立足主业。二是要把创新精神与工匠精神紧密结合,面前新时代消费升级的需求。这些年娃哈哈也是在不断进行产品升级,把产品从安全向健康方向发展,致力于把娃哈哈打造成一个百年企业。三是要勇担时代责任,做一家受人尊敬的企业,企业家只有在锻炼企业,服务好社会,履行社会责任当中才会受到社会的尊敬,娃哈哈也在继续坚持实业报国的宗旨,继续艰苦奋斗,开拓创新。机遇与挑战并存,让梦想照进现实,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跃,我们一直在路上,谢谢大家!

马化腾:担心微信被颠覆,没有哪个企业能高枕无忧

近日,新京报经济新闻部推出了《看2019·新声》系列访谈,其中摘录马化腾在第五届世界互联网大会上新京报对马化腾的专访。

近几年,腾讯通过投资不断扩充帝国版图,此前有文章批评腾讯成了一个投资公司,丢掉了产品梦想。马化腾在此次专访中回应称,投资更多是合作,而不是控制,加大投资是怕被颠覆。

马化腾表示,“腾讯所处的互联网及创新科技领域,是一个快速创新和变革的行业。微信通过生死时速的一个月拿到移动互联站票,今天依旧担心随时被其他创新应用所颠覆,这个行业没有哪一个暂时领先的企业能够“高枕无忧”。在美国,苹果、谷歌等科技公司高速成长的同时,也不断有新的创新公司出现。”

不养猪的互联网企业不是好企业?网易、阿里之后,京东也要“智能养猪”!

图片来源:摄图网

继网易、阿里参与养猪这项传统产业之后,京东也宣布入局。在11月20日召开的JDD-2018京东数字科技全球探索者大会上,京东数字科技副总裁、技术研发部总经理曹鹏正式发布京东农牧智能养殖解决方案。据不完全统计,如果整个中国养殖业应用这一解决方案,每年至少可以降低行业成本500亿元。

曹鹏介绍,通过整合神农大脑(AI)、神农物联网设备(IoT)和神农系统(SaaS),独创养殖巡检机器人、饲喂机器人、3D农业级摄像头等先进设备,打通养殖全产业链,可真正实现农牧产业的智能化、数字化和互联网化,帮助大中型养殖企业降低人工成本30%以上,节省饲料8-10%,缩短出栏时间5-8天。据不完全统计,如果整个中国养殖业应用这一解决方案,每年至少可以降低行业成本500亿元。

曹鹏与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农业大学动物科技学院教授李德发共同宣布“京东农牧院士研究院”正式成立,旨在建立智能养殖新规范,树立行业标杆,助力农牧产业升级与发展,以达到降低成本、提高效率的目标。

李德发院士表示,“全世界二分之一的猪都养在中国,中国现在有七亿头猪,但是我们中国养猪业的效率是比较低的。我们养一头猪的成本,相当于美国养两头猪,即便加上美国把猪肉运到中国来的税收、运费,他们的成本还是比我们低。”

李德发院士介绍,养猪生产中的生长速率、繁殖性能、猪肉品质、料肉比例等关键环节都与智能化息息相关。作为京东农牧首个落地项目,中国农大与京东农牧联手打造的“丰宁智能猪场示范点”,正在利用人工智能、物联网、大数据等技术能力实现猪场精细化管理和科学自主智能化决策,让农牧业实现万物互联。

女研究生来深租房被骗,牵出黑房东黑中介团伙,八百多人受害

都讯 记者程昆 通讯员宋卓远 吴延梅二手“黑房东”勾结“黑中介”,通过欺骗、刁难、威胁等手段,恶意骗取、肆意克扣租客租金、押金。日前,深圳龙岗警方经过五个月的深入调查,一举打掉了这个强迫交易的恶势力犯罪团伙,初步核实案件30余宗,受害人800余人。目前,52名涉案嫌疑人已被刑事拘留,案件仍在进一步侦办当中。

微信群中,团伙成员晒“成绩”。

犯罪团伙账簿记录租客信息。

收网行动抓捕现场

典型案例:涉世未深学生来深租房被蒙骗

今年的八月份,在香港读研的小娜(化名)计划来深圳工作生活一段时间,她在58同城网站上检索,一套租金比周围均价低很多且设施完备的出租房让她十分心水。联系后,对方以“房源紧张”为由,让小娜缴纳了650元看房押金。熟料看房当天,租金由650元上涨到1600元,如果不签约入住,那事前缴纳的押金也无法退回。在对方的软硬兼施下,小娜无奈签订了三个月的租房合同并住了进去。

一个月后,实在无法忍受高昂的租金以及破旧的硬件设施,小娜选择报警求助,并最终搬离了这个“伤心地”,缴纳的1600元押金也有去无回。

像这样的案例只是犯罪团伙罪行的冰山一角。初看之下好像是租房合同的经济纠纷,但实际上确是二手黑房东勾结黑中介强迫租客交易,并通过欺骗、刁难、威胁等手段恶意骗取、肆意克扣租客押金的违法犯罪行为。

虚构房源信息吸引租客步步入“坑”

专案组经深入调查,发现团伙成员刘某名下有多栋承租的城中村居民楼,分布在龙岗坂田、横岗和宝安等地。刘某将这些居民楼租赁后,经过简易装修改造为小户型公寓,然后再把它们整栋地分派给团伙骨干进行出租打理。团伙骨干又拉拢亲朋好友及团伙成员,利用网络平台,以明显低于市场价的虚假价格和虚假房源照片发布招租信息吸引租客,并在租客首次咨询时故意制造房源紧张的假象,诱骗租客一步步缴纳定金(一般为500-1000元不等)。

在租客缴纳定金之前,对租赁合同中故意设置的明显不利于租客要回押金的门槛条件或明显有失公平的条款绝口不提,随后在租客实地看房发现房源与实际并不相符等问题后,以定金不退等方式逼迫租客签约就范。在与租客签约时,召集社会闲散人员围住租客,通过催促、隐瞒及“软暴力”等方式诱骗、逼迫租客签约。“曾有租客反应,签约时,有六七个花臂金链大汉围在他的身旁,迫于压力往往就不会细看合同条款,草草签约了事。”办案民警介绍说。

在租客实际履租期间,团伙成员周某强擅自篡改租客用水用电数据,随意骗取水电费,如不就范便召集社会人员威胁租客,蓄意制造滋事氛围,逼迫租客尽快搬离。该团伙刻意制造条件故意造成租客违约,并以此为借口强行扣取租客押金,且在租客退房时巧立名目,收取多项合同以外的卫生费、注销费、折旧费等费用,还通过上述一系列方式逼迫租客搬走,以提高租客转换率,从而进一步提升“利润”。

“清房”行动收网

52名涉案嫌疑人被刑事拘留

11月14日14时许,在市公安局统一指挥下,专案组开展“清房”统一收网行动,以龙岗坂田街道为主战场,先后抓获包括吴某、宋显某、李某等主要犯罪嫌疑人在内的80余名涉案人员,扣押涉案账本一批。

经查,该犯罪团伙对其强迫交易犯罪事实供认不讳。目前,初步核实案件 30余宗,警方对其中涉嫌犯罪的52名嫌疑人予以刑拘,此案正在进一步侦办中。同时,警方敦促涉案在逃嫌疑人投案自首。

办案民警介绍,此次行动是深圳市首次对涉“黑房东黑中介”强迫交易违法犯罪行为进行的集中统一打击,对重构健康有序的房屋租赁业态具有重要的意义。

受骗者多为来深务工人员

警方提醒对价格过低房源要谨慎

据了解,办案民警通过大量调查走访发现,此类警情涉及全市多个区域,受骗上当的多为初次来深务工人员,或是刚从学校毕业步入社会的外地青年。由于社会经验不足,加之人生地不熟,他们往往在个人权益被侵犯后选择息事宁人。

办案民警提醒广大租客,对于价格明显较低的房源要提高警惕。其次在看房前切勿随意缴纳押金,以免受制于人。最后,签约前对于合同条款也要核对仔细。而签约后,发生纠纷时也不必因为有合同存在而觉得理亏,一些存在明显霸王条款的合同在法律上也会被视为无效合同,要勇于使用法律武器捍卫自己的合法权益。

最新电信诈骗!一觉醒来,卡里2万块没了!警方:建议睡前开飞行模式

眼睛一睁一闭,钱没了!

你可能会想,开什么玩笑?

可是,这样的“梦魇”却成了现实…

01

睡梦中银行卡内钱被转走

今年8月、9月以来,四川德阳什邡公安局陆续接到4名某公司“E宝”客户的报案,其注册“E宝”APP的手机号在凌晨时无故收到一些包含数字验证码的短信。

次日,他们发现自己E宝”APP绑定的银行卡内的钱被转到支付宝、京东、财付通等第三方支付平台,并全部被消费或以转账的方式划走。

“最少的18元,最多的6.5万。”办案民警介绍,案发后,什邡市公安局立即组成专案组,通过梳理后发现:自今年2月起,什邡市先后发生类似案件50余起,涉案金额近60万元。

“早上一觉醒来,发现银行卡上2万多元钱不在了。”受害人陈女士介绍,7月27日凌晨3点左右,她的手机收到了多条内容为验证码、转款消费之类的信息,自己的银行卡上莫名转了7、8次钱。

另外一名受害人王先生,不仅卡上3000多元被转走,嫌疑人还利用他的信用贷款1.2万。

乔女士是“E宝”客户。她介绍,8月下旬,自己陆续收到了“金数据”验证码,当时没有在意。8月26日,她的银行卡内的3.6万元陆续被转走,这才发现有人用她的保单从保险公司贷款,并被莫名转走。

02

新型诈骗手法“嗅探”出现

什邡市公安局刑警大队大队长李小虎介绍,着手案件调查时,都以为是传统的电信诈骗案件。奇怪的是,调查效果不明显。后来深度研判发现,“这是当前网络犯罪中最新型的一种作案手法。”

随后,民警综合多名受害者的经历发现该案有3个新特征:

第一,犯罪分子都是在凌晨集中作案,受害人处于静止状态下;

第二,案发地集中在当地城区人口集中的东门桥,半径在600米范围内的圈状区域内;

第三,案发时,不需要受害人有任何操作,如在微信、支付宝等买卖、转款、甚至贷款。不同于传统的电信诈骗还有威胁、引导等互动。

民警弄清作案手法后,与深圳龙岗、浙江湖州警方联系,共享情报,并通过对大量的数据集中研判查明,犯罪嫌疑人利用“GSM劫持+短信嗅探”技术。

短信“嗅探”技术,就是在不影响用户正常接收短信的情况下,通过植入手机木马或者设立伪基站的方式,获取用户的短信内容,实施银行卡盗刷。

犯罪分子截获的短信内容中,就包括来自银行、第三方支付平台和移动运营商的短信验证码。这也是当前网络犯罪中最新型的一种作案手法。

03

破获全省首例“嗅探”案

11月初,在德阳市局技术部门的协同配合下,什邡市局逐步锁定了犯罪嫌疑人吴某、张某某和李某。11月7日凌晨6时,警方在什邡市一宾馆内将3名犯罪嫌疑人当场抓获,缴获作案工具“嗅探”设备1套、手机7部、银行卡30余张。

经查,吴某、李某与张某某系无业人员。在2017年,吴某在网上发现了“嗅探”技术,今年2月,他伙同张某某、李某,深夜时分前往什邡城区人员密集处,利用“嗅探”设备盗刷他人银行卡,他们诈骗所得来的钱财主要用于网上消费、购买彩票等。

据李小虎介绍,这是全省首例利用“嗅探”技术盗取资金的团伙案件。目前,3名犯罪嫌疑人已被刑事拘,案件在进一步办理中。

04

警方提醒:看到短信立即关机

“手机短信都是2G信号,因此犯罪嫌疑人一般都是利用短信来获取消息。”办案民警介绍,为成功劫持信号完成短信嗅探,不法分子有时还会干扰3G和4G信号,强制让用户“降维”到2G网络状态。

警方建议:

遇到收到这样的短信要立即关机,避免让对方获取位置信息。或者晚上睡觉前将手机开启飞行模式的状态。

同时,不要绑定银行卡,如果需要手机支付,可以在使用的时候绑定,不使用时取消绑定。

为什么扶贫几十年,穷人反倒“越来越多”?

自实施“精准扶贫”战略以来,扶贫成了全社会关注的焦点。很多人问我,为什么扶贫这么多年,穷人的数量还那么多?这个问题既好回答也不好回答。有人可能会假想扶贫的钱没有真正用在扶贫上,也有人认为富人越来越富,掠夺了穷人的财富。对于贫困和扶贫,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看法。所以很难回答为什么穷人反倒越来越多这个问题。

而且,扶贫这么多年,穷人真的是反倒越来越多吗?

▌数字的迷思和穷人的命运

实际上,贫困既是一个客观的现实,也是一个政治、经济社会的再生产品。改革开放之前,从物质角度看,社会存在普遍的贫困。80年代中期,政府开始实施扶贫战略,但因穷人太多,没有财力照顾到这么大的群体,只能选择其中最贫困的群体。如何知道哪些是最贫困人口?为此,中央政府制定了一个贫困线,也就是说,收入低于这个线的人就算是穷人。

1978年的贫困线为农民年人均纯收入低于100元人民币。过来的人都知道,当时每个月10元钱可以维持基本生活。按照每人每年100元的纯收入,1978年,中国的贫困人口数为2.5亿。1985年,贫困人口减至1.25亿,到1990年,贫困人口减到了8500万。所以,在大家的印象中,90年代的贫困人口就已经降到一亿以下了。

1993年,国家实施“八七”扶贫攻坚,目标是到2000年解决8000万贫困人的温饱。“八七”扶贫攻坚结束后,国家宣布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基本解决。这就给公众留给了我们没有贫困人口了的印象。这一印象也有其客观性,改革之前的普遍贫困现象的确有了很大的缓解。但是,认为贫困问题基本解决的印象,则是“数字变化”的结果。

虽然90年代贫困线不断调整,2000年的贫困线已达到了625元人民币,但这更多地是因为物价上涨的调整。实际的标准并未提高很多,也就是说,我们一直是按照极端低的贫困标准来估算有多少穷人的。标准低,穷人数量就少,自然穷人数量的减少就会相对容易。

例如,1993年的贫困人口是8000万,这是按照低贫困线统计的数据。2000年,按照这个数据,政府宣布贫困人口的温饱基本解决。但是,如果按照现在2300元的购买力平价标准计算,就会有超过5亿多贫困人口,按照这个人数,到2000年,政府无法宣布贫困问题得到了基本解决。同时,贫困线的高低,一方面有着客观的需要,例如究竟多少钱才能维持生活,但同时,政府也要考虑财政的能力、业绩是否可以达到等等不同因素。

更为重要的是,这些数字有专业的机构和专家进行研究,难懂的数据收集和各种数学公式的计算将一般公众挡在在知情的大墙之外,“贫困人口有多少”这个问题,也借助专业知识,从一个客观的现实逐渐演化成了复杂的政治经济社会再生产的产物。公众迷失于不同的数据,农村的人口则只能被动地在政府划定的收入范围内寻找自己的位置。

长期维持低贫困线造成了公众实际认同和国家官方宣传之间的断层。由于采用低的贫困线,造成很多人口虽然生活在贫困线之上,但仍处于非常贫困的状态。2008年,政府基于多方面的考虑,将贫困线调整为1196元,这样贫困人口增至4000万。

▲ 不同年份贫困标准线及贫困人口数统计。

2012年以来,新一届政府秉持“到2020年全面建设成小康社会”的理念,开始全面关注贫困问题,实施“精准扶贫”战略。

如果按照原有的贫困线,就只有4000多万贫困人口。但同时,在媒体的报道中,很多农村依然非常贫困。这是因为低的贫困线,给出了穷人少的印象,而实际很多在贫困线之上的人口也很贫困。所以如果不调整贫困线,一方面将影响政府的信用,另一方面,到2020年宣布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时,如果依然还有庞大的贫困群体存在,也会带来更大的信用问题。

因此,贫困线被大幅提高,按照2011年的购买力,升至2300元。这次调整比较符合中国贫困的客观实际。

由于贫困线大幅提高,贫困人口数量猛增到1.24亿。这就是大家为什么会疑惑上个世纪贫困没了,如今又出来了1.24亿贫困人口的原因。

可见,公众的不解来源于不同时间贫困数字的变动,而非贫困人口实际增减的真实情况。穷人的命运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如何制定这个数据政治经济考虑的影响。如果你是处在贫困线以下的群体,就有可能得到支持,而处于线上的群体可能就被排除。

那么有谁能认为人均年收入低于2300元以下的是穷人,而低于2800元的就不是呢?或者说,如果没有严格的记账统计、专业的调查,在农村如何知道谁家的收入究竟是多少呢?数据的游戏不仅产生了某种排斥,同时也产生围绕着谁是穷人的社会博弈。

▌中国的贫困人口到底减少了多少?

这里讲的“数字变化”并非要否定我们的减贫成就。

按照世界银行(以下简称“世行”)估算的国际最新贫困线标准(一人一天1.99美元)计算,中国1981年的贫困发生率是88.3%,而按照2011年我国2300元贫困线标准计算,1981年的贫困发生率则为90%,两者相差不大。

到2010年,按照1.99美元计算,贫困发生率下降到11.2%,而按照中国新的2300元贫困线则下降到17.2%。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按照全球的比较标准和中国新的贫困线估算,中国的贫困人口基本上从80%-90%都是贫困的状态,减少到现在只有11-17%的人口属于贫困人口的状态。这个成绩是很高的。

对于全球来说,中国减贫的贡献也是很大的。按照此前国际贫困线一人一天1.25美元估计,1981年到2005年,全球共实现减贫5.19亿人口,也就是说在这25年中,全世界共有5.19亿人口的收入提高到一天1.25美元之上。但是如果把中国的减贫数据减去,全球的贫困人口反而会净增加1.09亿。国际社会一直都把全球减贫的成绩归咎于他们的努力,但是很多人都用这个数据来质疑这个结论。总的来说,中国减贫成果是中国人自己的成绩,国际社会的贡献很少,国际社会的援助对于减贫的贡献几乎没有。当然这也是数据的游戏。

那么,中国的贫困人口到底减少了多少?

这个数据相信很多学者也无法估算。单就收入衡量的数据看,结合世行的国际贫困线和我们最新的贫困线估算,从1978年到现在的30多年中,按照国际贫困线1.25-1.99美元计算,我们大概减少了将近6-7亿贫困人口,估计存在5000万到1亿的贫困人口。

这只是按照收入计算的估计。贫困不仅仅是个收入的问题。即使有人每年纯收入高于2300元,但是由于医疗、教育和其他的开支造成了欠账,也会再次陷入贫困。但是这样的情况并不在我们估算贫困人口数据的范围之内。所以说,如果按照多维度,如资产,教育,卫生和其他方面来衡量,中国的减贫人口的数量不会像现在估算的这么多。

▌贫困人口会消失吗?

国家提出“到2020年实现按现在扶贫标准下的贫困人口全部脱贫”的目标。很多人问,到时候就没有贫困人口了吧?我说,这要看如何界定贫困了。

如果目标是,到2020年年收入低于2300元的贫困人口的收入都超过这个标准,我估计没有穷人了。但是,贫困是个相对的问题。随着社会的发展,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处于底层的群体,不管他们收入有多高,依然属于这个社会的贫困群体。

而且对于中国这样的转型国家而言,阶层也在变化。有的今年处于贫困,过几年脱贫了;还有的现在富裕,过几年又贫困了。所以说,贫困是相对的,不会消失。衡量贫困的指标也会不断变化,过去吃不饱算贫困,现在吃不好、穿不好、住不好算贫困。

只要人类社会的的分化不消失,贫困就不会消失,因为社会分化和分层很难消失,所以贫困也就很难消失。有多少贫困人口数量和什么状态算是贫困并不必然取决于客观上有多少真正的贫困人口,而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家和社会在其政治经济的博弈中愿意承担多少道义的责任。

一般来说,一届政府在结束其任期时,可能会根据现实考虑而宣布消除了贫困,新一届政府也可以把消除贫困作为其业绩的内容,再次宣布贫困问题依然严重。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贫困可以消除,可以减少,也可以增加。贫困人口的数字不必然反映真正有多少穷人,穷人是不是穷人也不必然由穷人自己说了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