姥姥养孩子奶奶来观赏?这是社会在进化

“妈妈生,姥姥养,爸爸回家就上网,姥爷天天菜市场,爷爷奶奶来欣赏。”这句顺口溜,最近在网上又被热传起来。

最近这些年,姥姥成为城市带娃“主力军”的现象,时不时就会引发一番大讨论。隔代教养早已是一个普遍现象,而奶奶还是姥姥带孩子更好,有着天然的话题冲突,也很容易让人有代入感,有讨论或者调侃的兴趣。

姥姥带孩子越来越普遍,最容易被总结的原因是可以避免婆媳矛盾。可是跳出家长里短的争议,会发现这种现象的出现,还有更深层的社会原因。

“姥姥带孩子”只会发生在现代的夫妇式家庭

很多人会注意到,“姥姥带孩子”这种现象,更多其实发生在城市。如果加上农村地区比较绝对数字,恐怕主流还是奶奶带孩子。

农村地区基本是由奶奶带孩子,难道就不怕婆媳矛盾吗?可见这个家庭选择背后,和更深层的家庭结构相关。

按照家庭现代化理论,人口在流动中才会解构传统,建立适合现代化发展需要的夫妇式家庭。在过去的乡土社会,夫妻结婚之后主流模式是从夫居住,是融入丈夫的家族体系。

孙子是男方血脉的延续,长大后要负责赡养父母和爷爷奶奶,那顺理成章的是,爷爷奶奶承担起照顾孩子的义务。在这样的结构下,无论妈妈愿不愿意,无论有没有婆媳矛盾,都不太可能把孩子送去交给姥姥抚养。

而随着城市化的进程和流动时代的来临,“从夫居”的模式逐渐向“从子居”转型。简单说,就是家庭权力重心不再是爷爷奶奶所象征的男方家族,而是新成立的夫妇式家庭,是更加独立的小家庭。

这时候,孙子和爷爷奶奶的“绑定”就不再那么紧密,孩子的父母才有了自由选择更适合帮忙抚养孩子的老人。

避免婆媳矛盾背后,是女性整体地位的提高

婆媳矛盾自古就有,但只有现在才会有“姥姥带孩子”这样的自由选择。这和女性地位的整体提升有很大关系,很多研究早就证明,女性参加工作有稳定收入,对于提高自己的家庭话语权有非常积极的作用。

当女性的家庭话语权提升,她们的自我感受成为“大事”,就不再愿意像过去一样通过忍让来解决矛盾。在奶奶和姥姥都可以选择的情况下,当然会倾向于选择更顺自己心意的亲妈。

另外一个推波助澜的因素,则是计划生育。过去多子女的时代,多数老人都有儿子,姥姥姥爷本来就是奶奶爷爷,无暇分身,而现在那些只生育女儿的老人,则有了时间精力上的保证。

有学者抽样调查发现,在与父母同住的青年中,独生子女与双方父母同住的比例相当;而非独生子女则基本上是与男方父母同住。可以印证,在非独生子女的时代,姥姥姥爷是很难有机会去照顾女儿的孩子的。

此外,随着社会观念的变化,以及过去计划生育的客观影响,女性赡养老人的义务变得和男性一样平等。传统的养儿防老社会,赡养老人基本是儿子一方的事,女儿结婚之后首要赡养的老人也是公婆,而不是父母。

现在赡养义务平等,姥姥也会更多依赖于女儿的养老,这不仅有经济上的,更有未来生活照料层面的。在姥姥还能发挥余热的年纪,对于女儿家庭的帮扶,也就有更难以推却的情理因素。

姥姥有更强的“客人”心态,减少家庭矛盾

抛开这些宏大因素回归小家庭,确实也有调查显示,多数小家庭愿意选择姥姥来带孩子。如果解释为这可以最大化减少家庭矛盾,那为什么姥姥会比奶奶更“和谐”呢?

除了早就老生常谈的“婆媳天生不对付”论调之外,这可能又跟传统的家族文化给人心理留下的潜在影响有关。

尽管现在城市家庭以小家庭模式为主,不再是男系大家族的附庸,但在很多奶奶的心目中,自己在儿子家还是会有更强的“主人”感,还是天然会想把自己习惯的“家族文化”传承下去,对于儿子家里的一切,会有比较强的控制欲。

相比来说,姥姥就更容易把自己当“客人”。来为女儿带孩子,更像是一种基于亲情的援助,没有很强的心理归属感,觉得自己“迟早要走”。这种“客人”心态,决定了她的言行举止,会更尊重女儿以及小家庭的自发秩序,而不会去强加干涉。

总之,从很多侧面来看,“姥姥带孩子”是社会在进化的一个体现,是传统僵化的家庭模式迭代转化的产物。但回归到具体的个体身上,太依赖于隔代教育,无论对姥姥、奶奶还是孩子来说,恐怕都未必是最好的选择。

参考文章:

1.《家族文化在随迁家庭中的重构》 作者:胡叠泉 黄健元

2. 《第一代独生子女婚后居住方式:一项12城市的调查分析》 作者:风笑天

3、《祖辈主要教养人的特点与隔代教育》 作者:李洪曾

告别李咏,纪念一个会“耍宝”有人味的主持人

10月29日,李咏的妻子哈文在她的微博账号上,告知外界李咏在美国经历17个月的抗癌治疗后,于2018年10月25日凌晨5点20分去世,哈文在这条简单信息的最后使用了四个字,“永失我爱”。

李咏去世的消息确实令人震惊。一是太突然,在17个月的治疗过程里,作为一种隐私,李咏的患病消息被严格保密,没有泄露出来,人们都觉得李咏从主持人岗位彻底退出后更低调了,没想到与他有关的一个消息,居然是告别人间。

二是爱笑的李咏,总给人一种阳光、健康的印象,况且他的年龄只有50岁,正值一个男人最具积累、最有内涵、也最能发挥能量的年纪,如今不仅他的家庭失去了他,他的学校、学生、好友以及喜爱他的观众也失去了他,这是一个巨大的遗憾。

李咏去世的消息,也表明他长时间留在美国,是为了治病,而不像有些人揣测的那样“移民”,在社交媒体上指责李咏移民的声音,是不负责任的。当然,就算真的为身体、家庭等原因移民,这也是应当被尊重的个人权利。

李咏最具影响的两档栏目,当属《幸运52》和《非常6+1》。《幸运52》1998年开播2008年停播,整整十年间它是当时最受欢迎的综艺节目之一,为晚间观众的电视娱乐提供了重要的陪伴作用。在《幸运52》中,李咏向台下观众飞手卡的动作,每次都能引起欢呼,这也成为他最重要的一个标签,《百变大咖秀》中大张伟曾对此进行过过惟妙惟肖的模仿。

(2009年4月10日,北京,《非常6+1》六·一特别节目录制现场。李咏为13岁癌症小女孩圆梦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非常6+1》是档帮普通人圆梦的综艺节目,算是最早的草根真人秀形态,李咏是第一任主持人,节目本身以及李咏的主持,也给人留下过深刻印象。李咏后期主持的《梦想中国》、《咏乐汇》等节目时,中国综艺已经进入白热化的竞争状态,李咏已经无能为力再带领节目走上综艺形态的顶端,但他似乎并不为此感到落寞,出现在公众面前的他,仍然是永远笑嘻嘻的那个“咏哥”。

在严肃、紧张、一切要按程式走的春晚舞台上,李咏也是唯一一位敢“耍宝”的主持人,尽管有业内人士会为李咏“现场发挥”的小动作、微表情捏一把汗,但对于观众来说,调节主持节奏与晚会气氛,李咏是不可或缺的一把好手。因此,李咏的“耍宝”也是另外一种形式的庄重,在几秒时间也要被严格控制的大型晚会上,隔着荧屏,他仍然追求与观众之间的互动,这是一名优秀主持人的本能。

(2017年12月2日,北京,李咏出席2018尖叫之夜活动。)

现在我们看新闻、看综艺,会发现绝大多数主持人都真正放松下来了,连天气预报的主持人也学会用网络语言开玩笑了,观众不再觉得主持人出现无伤大雅的口误是什么大事。回头想想,2007年春晚零点报时前发生的所谓“黑色三分钟”,李咏的忘词导致口诛笔伐,是一种实在过于严苛的要求。

在主持人的代际更迭过程里,李咏是最具符号性质的主持人之一,他是敢于“试错”的主持人类型,一方面他接过了上一代主持人的求稳求妥的台风,另一方面,他也在用年轻人特有的勇气去冲击顽固的教条束缚。他的魅力形成,完全是个性主导,是在各种节目框架内强调“人”的元素,也就是观众俗话说的“有人味”。

(2008年5月22日,北京,《幸运52》和《开心辞典》联合打造“奥运文明手势”推广节目。来源:视觉中国)

李咏不是完美的主持人,但他的主持风格融入了观众最容易接受的“人情味儿”,他的大胆、他的幽默、他的灵活,是他畅行庞大观众群中间的“通行证”。李咏当初的成功,改变了人们对主持人必须是俊男靓女播音腔的主观设定,对于推动综艺节目的多元化探索,也有过很积极的贡献。

这是很多观众觉得无比痛惜,并很难忘怀这个主持人的重要原因。大家怀念的不仅是他的主持,更有他展现出的“人”的魅力。

女司机天生不会开车容易出大事?这些都是偏见

10月28日10时08分,重庆万州区长江二桥上一辆公交车与一辆轿车相撞后冲破护栏坠入长江。目前,车辆已经确认沉入江底,初步核实失联人员15人(含公交车驾驶员1人),各部门正在现场全力施救。

在事故发生后的半天里,事故现场视频中坐在路沿上穿着高跟鞋的女司机,被指责逆行、穿高跟鞋,受万千网友痛骂。可随后,重庆市公安局发布警情通报,“公交客车在行驶中突然越过中心实线,撞击对向正常行驶的小轿车”。

令人痛心的坠江事故,一度演变成对“女司机”的舆论审判。在具体的个案中,有信息发布不及时、不准确引发的误解,也有对女司机的刻板印象所导致的主观误判。对于女司机的刻板印象,屡屡引发网络狂欢。那么,女司机真实状况到底是怎样?

1、女司机出事故的概率更高?错!

数据证明,男司机比女司机出事的概率更高。

(数据来源:镝数)

此图结论是基于2017年3月杭州、南京、济南三地的交警部门发布的交通事故情况中关于男女司机的数据。以男、女司机的事故率为衡量标准(假设每一个司机只发生一次事故),得出结论:2016年全年,杭州市男司机发生交通事故的比例是女司机的6倍,南京市为2.4倍,济南为3.71倍。

当然,这个数据引起一些网友的质疑。比如,作为基数的男女司机人数,有没有可能很多女司机只拿了驾照,却没有上路,所以导致事故概率的降低?这些因素的确可能导致数据不那么精准,但是整体结论,很难被推翻。

翻回这三个城市的详细数据,男司机、女司机事故率比例悬殊,依旧能得出相同结论。

比如济南。2016年济南市涉及女司机驾驶汽车的一般程序交通事故共550起,占全市总量12.92%,占男司机发生交通事故总量的14.21%。2016年涉及女司机致人死亡道路交通事故30起,占男司机发生死亡道路交通事故的4.43%。

比如南京。2017年全年男司机引发的事故数量是女性的4.94倍。对男女司机人数加权平均之后,男司机引发交通事故的概率是女性的2倍。

在其他发达国家同样如此。根据澳大利亚相关部门统计,澳大利亚男女司机比例为6.5:3.5,女司机造成的事故率占比仅为25%。

2、女司机开车容易出“大事”?错!

女司机只是易出小事故,男司机才易出大事故。

据2015年《东方早报》所做的调研,在上海,马路上的交通肇事中,负同等以上责任的女司机比男司机少很多,20起中最多占1起。在造成死亡的重大和特大交通事故中,女司机的比例还要更低。女司机引发的交通事故,则多出在停车、入库时,发生剐蹭、碰擦等。

据南京交管部门通报数据,2015年南京共有259.2万名机动车驾驶员,男女之比约为2:1。在导致的致人重伤和死亡的交通事故中,女司机造成的不足10%,即便是碰擦事故,女司机导致的也只是比男司机相对略高一点。

南京交警表示:有人员死亡或重伤的交通事故中,九成多是男司机开车导致;女司机开车相对谨慎,不易酿成大事故,但小碰擦不少,平均下来每天100起碰擦追尾事故中,女司机导致的约占4成。

济南交警调集的事故数据也证明,女司机发生交通事故的违规操作主要是——未保证行车安全和不按规定让行。2016年,济南女司机驾驶汽车因未保证行车安全发生的一般程序道路交通事故共260起,占女性驾驶汽车事故总量47.27%;因不按规定让行发生的一般程序道路交通事故共108起,占女性驾驶汽车事故总量的19.63%。

保险公司对各种交通事故的索赔都是“对车不对人”。多位保险公司车险工作负责人说,结合日常出险情况来看,女司机大部分是一些小磕碰,赔付金额基本在5000元以下。而男司机情况就比较复杂,情节也相对严重,在金额和数量上都相对较多。

据《新华网》整理报道的数据显示,100名终生不得重新取得机动车驾驶证的驾驶员中,男女占比为99:1。

3、女司机天生就不会开车?错!

女司机可能车辆操控略差,但整体文明程度好。

根据高德地图发布的《中国主要交通分析报告》,女司机的驾驶评分为91.2分,高于男司机的89.5分。其中,女司机在急加速、急刹车、超速方面的平均次数均低于男司机,文明驾驶程度明显好于男司机。

但是,女司机在急转弯方面弱于男司机。可能的原因是,在紧急情况下,女司机的平均反应时间要长于男司机。

从女司机的偏航次数和出行里程来看,女司机的耗时与偏航比例都要高于男司机。这说明女司机比男司机更易偏离导航。可能的原因是,女司机在第一次去的环境中,熟悉环境的能力稍弱,男司机识别周边环境物体的能力稍高。

总结来看,女司机在身体条件某些方面,比如反应能力、方向感,可能不如男司机,但是文明驾驶程度好于男司机。

2018年1月,上海保监局公布的全国首份《道路风险地图》也佐证了这一点。

从性别来看,在早晚高峰,女司机的事故率明显高于男性,但在非高峰时间,这一概率却低于男司机。这说明女司机比男司机开车更谨慎,同时也说明女司机应急处理能力比男司机差一点。

所以,类似油门刹车踩错之类的错误通常都是女司机完成。

4、女司机更容易错踩油门和刹车?恭喜你,答对了。

如果将驾驶事故集中到油门和刹车这一点上,女司机确实表现得更不靠谱。

半岛晨报曾对国内发生的86起“油门当刹车”引发的车祸进行统计发现,女司机共62人,占总数的72%,而在倒车、停车或起步阶段出现误踩的情况为42起,占近七成。

据每日经济新闻编译,美国交通部下属全国高速公路安全管理局发起了一项调查,这项调查涵盖了5470次事故,这些事故都是同一个成因——把油门和刹车搞错了。

这项调查显示,在美国,每个月都有7-15起因刹车/油门操作失误导致的事故(这是政府掌握的数据,实际事故数量可能更多),其中65%的事故需要“女司机来负责”。

(图片来源:每日经济新闻公众号)

对于这一现象,美国交通部给出的一个解释是:身高。

女性一般比男性要矮,坐在驾驶位上,舒适程度低于男性,这样会影响她们车技的发挥。发生油门和刹车操作事故的身高分布如下:

(红色代表女性,蓝色代表男性,横轴为身高,纵轴为事故数量 图片来源:每日经济新闻公众号)

除了“身高导致的坐姿不舒服”这样的客观原因,油门和刹车操作事故的可能原因还有主观因素——司机的漫不经心,比如东张西望、打电话、调整收音机和音响。

而油门和刹车操作事故最容易发生的地方在哪儿?答案是停车场。

前不久有一则新闻,女司机车库倒车五分钟撞了四辆车。

5、为什么舆论通常认为“女司机更容易出事故”?女司机太有流量了。

(数据来源:镝数)

这两幅图说明了舆论倾向对现实的扭曲。新闻报道基本不会着重提“男司机”这个词,而“女司机”出现一定和奇葩车祸挂钩。

有研究以新浪网连续十年(2007/1/1-2016/12/31)新闻标题中含有“女司机”的2224篇新闻作为研究样本,研究新闻报道塑造出什么样的女司机形象。

(女司机新闻标题词频直观图)

(女司机新闻标题关键词频数及权重)

可以看出:

与驾驶技术有关系的高频词中,油门高居榜首,在2224篇报道的标题中出现161次,刹车出现139次,这让人很容易想到女司机错把油门当刹车的新闻。而下车、停车、倒车等词语也分别排在13、15、20位,说明女司机在下车、停车、倒车的过程中也容易发生事故。

与交通事故有关的高频词中,交警、肇事、事故、撞死等词汇高频次出现,将交通事故与女司机紧密联系。

个人道德品行有关的高频词,有逃逸、违章、殴打、逆行、打人。无论女司机与这些关键词行为的关系是主动还是被动,女司机都被媒体置于道德的天秤之上。

这就是媒体给我们塑造的女司机形象:“看,女司机又把油门当刹车踩了”“下车、停车、倒车都能发生事故,太逊了”“逆行的是女司机,那可以理解了”……总之,女司机驾驶技术很差。

新闻媒体尚且如此,网友的调侃就更不必说。有网友用玩游戏和开车对比:

这是不是很像大家吐槽女司机的情景:油门和刹车都分不清;开车从来不看后视镜,全凭感觉;倒车入库全凭运气;遇事第一反应不是踩刹车,而是捂眼尖叫……

细想一下,我们的舆论对两性驾驶的态度有着天壤之别:对于男性来说,开车不熟练是耻辱,“不能操控一辆车”是要遭兄弟笑话的,开车发生刮蹭,往往得到的回应是“你这技术不行啊”;对于女性来说,会开车已经是值得吹嘘的资本了,同样是刮蹭,姐妹们通常归咎于对方“他这也能别过来,刮了你的车”……

这样的语境,其实是默认女司机可以开车不用那么好,是允许女司机不必成为车技很好的司机。而这种畸形的价值标准则会阻碍女司机在驾驶技能上的进步。

集体无意识排斥女性进入某个领域的影响是巨大的,单独的个体很少能完全逃得过。同样处境的,比如还有女程序员。

无疑,女司机将会越来越多。解开迷思,认识女司机的真实情况,我们要做的是逐渐消除这种对性别驾驶差异的偏见。因为,一旦手握方向盘,关乎的不仅是自身安全,还有社会公共安全。任何一位司机,不论男女,都有责任把车开好。

金庸的宇宙:男子亦柔肠百转,女子亦慷慨悲歌

据媒体报道,金庸(原名查良镛)于10月30日下午,因病在香港养和医院辞世。

傍晚,当消息得到确认之后,朋友圈几乎只剩下一条消息:“金庸逝世”。仿佛一个时代结束了。

别人的“一个时代结束了”,可能是溢美之词,但对于金庸,以及“有华人处必有金庸”的“庸迷”来说,这只不过是最恰如其分的评价,一点也不多。甚至有人说,我们的世界观和历史观,就是金庸宇宙构造的。

十多年前,我曾在西安的一次“华山论剑”的活动中,作为初出茅庐的小记者,近距离与金庸等人坐在一起;那次活动还有正在拍《神雕侠侣》的张纪中和尚未走红的16岁的刘亦菲。

金庸很温和,很精神,完全不像年过八十的老人。

每一个人,都对金庸作品的这副对联非常熟悉:“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横批是“越女剑”。我也早在小学四年级,就开始看《射雕英雄传》了,竟然已经看到手不能释卷;此后在中小学阶段陆续读完全套金庸,并塑造了我的价值观。

我这样的“庸迷”,只不过是普通段位的;金庸还养活了一大批人。从仿造他的风格的盗版“金庸新”“金庸巨”“金庸名”等写的武侠小说,到分析剖析他的小说的各类研究者,再到不计其数的影视化作品、翻拍,大量名导演、明星,凭着“金庸作品”而走红。直到自媒体的新世代,还有“剑桥倚天屠龙史”的新恒平、六神磊磊、熊太行等作者,靠着分析金庸、写金庸而走红。

金庸大侠的武侠世界,就像是一个鲸落,虽然他多年前早已封笔不再写小说,但它们早已形成了一个独特的生态系统;就如鲸落可以供养一套以分解者为主的循环系统长达百年一样,这十五部长篇和中篇,足以供养起无数靠金庸武侠吃饭的人。

整个中国文学史上,这样的巨匠也不过一个巴掌就可以数过来。

(年轻时候的金庸)

清华大学教授王鲁湘这样来评价金庸:“金庸实际上是一个行业或者是一种产业的发动母机,由他发动起来的产业产生这么大的生产力,产生这么大的价值,使这么多的人能够有口饭吃能够就业,这是非常了不起的事情。”

其实,金庸本人的才华非止武侠,他涉足传媒界多年,1959年创办《明报》;1968年又创办主打娱乐、名人及时装的《明报周刊》,再创《明报晚报》。《明报》在80年代急速发展,他一手写政论,一手写武侠,两手都硬,两边都成就卓越。

而且,金庸对政治是有着热爱的。上世纪五十年代,他甚至还曾去北京谋求外交部职位,最终铩羽而归。如果不是热衷政治,他就不会一次又一次地写下《笑傲江湖》《天龙八部》《鹿鼎记》等明明白白地影射政治之作,也不会创办《明报》,更不会长年执笔写政论。晚年,金庸多有向大陆靠近之意,也令他在武侠世界的矫矫不群,降维到世俗当中。

(金庸书法)

不过,无论如何,大家记得的仍然是他在小说当中的“侠骨柔情”:

这个世界里,既有剑胆琴心,又有儿女情长;既有家国情怀,又有柔情蜜意。

所谓的“金庸宇宙”,就是金庸建构起来的架空世界,这个世界里,既有少林、武当、峨嵋等派别,传承有序;也有九阳真经、九阳百骨掌、轻功、内力等可以计量的武力值;儒、道、释、甚至拜火教等各种宗教互相渗透,外国友人或敌人随时参与混战;而且,武林高人一直与朝廷和真实历史有着互动,甚至塑造着历史。不是说吗?如果丘处机没有经过牛家村,中国的历史是不是就会改变……

更重要的是,金庸建构起一种新的价值观:侠之大者,为国为民。这是早一代武侠小说当中不曾见过的。不曾想,金庸又亲手消解了这个世界。从《射雕英雄传》之英雄,到《笑傲江湖》中对权力毫无兴趣、只知道喝酒追求小师妹的胸无大志的反英雄;到《天龙八部》之英雄走投无路、惟有一死以谢天下;最后更以《鹿鼎记》中的“以为是流氓却是英雄,以为是英雄却是流氓”的“古惑仔”封笔。

从浪漫主义、理想主义,到现实主义,小说当中,主角对政治的幻灭,是一步一步来的:由美好、到丑陋;政治对人的破坏,也是一步一步来的:由肉身毁坏、只留英雄气概在人间;到不混世、不和尘同光、变成流氓,就无以立足;最后只能身与名俱灭。

金庸用十五部小说就写完了历史。

(最受欢迎的金庸作品电视剧《射雕英雄传》剧照)

而书中的女神,又何尝是痴痴奉献的小娇娘?是天真浪漫的傻白甜?是贤惠内敛的好妻子?都不是,她们,是李文秀这样的:“他们都很好,可是我没有一个喜欢的。”

是赵敏这样的:“我偏要勉强。”

是周芷若这样的:“倘若我问心有愧呢?”

是程灵素这样的:“此毒无解,是因为医生只道世间再无人会肯牺牲自己的生命来救中毒之人”,却不知,她就是这样的人;

甚至,是阿紫这样的,把心爱的男人用毒针扎成重伤,她就可以一生一世照顾他,永远不分离了……

世间自有痴儿女,敢作敢当;虽是女儿身,又何尝不是女中丈夫?

自南宋覆灭,风陵渡口,再也不见郭襄;然而,我此刻念及此,眼中竟然含泪。

金庸宇宙当中,男子亦柔肠百转,女子亦慷慨悲歌;当这个世界通过无数的文字、游戏、影像作品立在我们面前的时候,每个人都从故事当中接过了人物的密码,每个人都有了自己的理解和体会。我们和人物一起成长。

但是,今天我们失去了这个宇宙最大的英雄,金庸自己。

我想,那并不是一个终结。他的宇宙还是在延续,鲸落的生命力,还有很久很久。

重庆公交坠江悲剧 该担责的不只是野蛮女乘客

饱受公众关注的重庆万州大巴坠江案,在今天终于由官方公布了调查结果:48岁的女乘客因为坐过站,不断殴打司机,司机用右手抵挡、还击,并最终导致车辆急转弯失控冲破护栏坠江。

和之前大家猜测的公交车发生机械故障以及司机疲劳驾驶不同,这次是女乘客以一己之私,干扰正常的驾驶,把整整一车乘客的生命都带走了。冤有头,债有主,谁应对于死亡做出赔偿?

(女乘客与司机互殴现场)

首先,用手机殴打正在驾车的司机的行为,已经构成了《刑法》所规定的“以危险方式危害公共安全罪”。驾驶正在行驶当中的公交车辆,特别是行驶在大桥上的公交车辆,是性命交关的工作,殴打司机已对不特定的公共安全形成了严重的威胁。而且“以危险方式危害公共安全罪”本身就是一个危险犯,只要行为造成了足够大的危险,不要有实际的严重后果发生,就应该追究他的刑事责任。

在很多个案当中,一些乘客不文明、强梁霸道,殴打司机、抢夺方向盘的行为,没有受到及时的纠正;有的虽然受到治安处罚、刑事追究,但是宣传力度还不够大,震慑力还不够强,还没有让一些人认识到,以身试法,抢夺方向盘是多么严重的事情。

不过,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规定,死者是不能够被追究刑事责任的,引发这起悲剧的女乘客躲过了刑事追究。但是,遇难者家属,以及公交公司可以去依法追究女乘客的侵权责任,要求做出赔偿。人死了,责任不会走空!

这里面又存在另外一个问题,按《继承法》的规定,继承人“在所继承遗产的范围之内”的财产承担民事责任。客观讲,这名女乘客的个人财产可能并不多,那么很难真正能够兜底这么一车人的生命、财产的损失。必须要说明的是,造成这起悲剧的女乘客不是什么“受害者”。

另一方面,公交公司方面的责任也不能逃掉,虽然事情起因于女乘客的无理纠缠和殴打,但是,司机处置极为不当,在面临挑衅和殴打时,没有及时踩下刹车,及时报警。而是在身负整整一车乘客性命安全的情况下,与女乘客进行厮打、格挡,最终导致了车辆方向失控,跌入江中。

《合同法》第302条规定,在客运合同中,承运人应当对运输过程中旅客的伤亡承担损害赔偿责任,但伤亡是旅客自身健康原因造成的或者承运人证明伤亡是旅客故意、重大过失造成的除外。公交公司作为承运人,对于生命安全和财产安全是第一责任人,况且他们的司机在履行职务当中有着严重的过失。

冲动是魔鬼,别和魔鬼纠缠,否则就被魔鬼拉进了深渊当中。这次事件证明,公交公司在日常的司乘人员的安全培训中存在不足,面对危及行车安全的挑衅,没及时安全停车报警,如果这样做的话,寻衅的女乘客完全是会受到法律严惩的,也不至于让整整15条生命坠入江底。

此外,本案还有可能的第三方责任人。如果死者家属认为大桥的安全设施存在问题,比如,大桥的栏杆没有符合技术规范,导致整辆大巴轻易翻入江中,也可以对于大桥的所有人和管理人提出索赔。这不是无事生非,恰恰相反,很多公交道路的安全隐患,正是通过悲剧引发重视的。

本案是一个共同侵权引发的悲剧,相应的侵权人都各自应该承担相应的责任,谁也不要想甩锅。《侵权责任法》第12条规定:二人以上分别实施侵权行为造成同一损害,能够确定责任大小的,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难以确定责任大小的,平均承担赔偿责任。

公交公司不要把自己的承运人责任甩锅给那个野蛮的女乘客;女乘客虽然死了,家属也不能搞所谓“死者为大”,假装自己是“受害人”,应以死者生前的财产为限承担责任,这样才能惩一儆百。司法机关更不应该和稀泥,公交公司、女乘客以及可能的大桥管理方,该承担什么责任,都应该依法厘清。

逼KTV下架6000多首歌 是保护版权还是要发垄断财

传说中的“中国音像著作权集体管理协会”放了大招,但是很多音乐著作权人却是满满的躺枪感。

近日,中国音集协向社会发出公告,通知KTV设备和系统服务商(VOD)及KTV经营者删除“非音集协管理”的部分作品。音集协自称是,我国“唯一”的音像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覆盖了KTV市场绝大多数的份额,所以KTV经营者“只有”向音集协缴纳著作权许可使用费,才有可能一揽子解决全部法律风险,否则,KTV将面临着不断被各个不同的权利人频繁的提起侵权之诉。

维护著作权的理由听着义正辞严,但是总觉得怪怪的。如果是音集协代表自己的会员要求KTV下架未付费产品,倒是正常的维权举措,但是这次音集协却要求下架“不属于”自己管理的音像作品,理由有2条:著作权人告你太麻烦,我是“唯一”的音像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

嘴上说的是“我为你好”,实际上却是满满的算计,有借机巩固自己的垄断地位之嫌,逼着还没有将作品授权的当事人向音集协就范。

音乐作品的使用人不可能到处找作者去交钱;作者也不可能每天去催讨使用费。所以,著作权的集体管理组织(中介组织)应运而声。《著作权法》第8条规定:“著作权人和与著作权有关的权利人‘可以’授权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行使著作权或者与著作权有关的权利。”“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是非营利性组织,其设立方式、权利义务、著作权许可使用费的收取和分配,以及对其监督和管理等由国务院另行规定。”

第一,法律讲得很清楚,著作权人“可以”授权集体管理,著作权人不是“必须”授权集体管理。

第二,法律明确规定,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必须是非营利性组织,不能追求自身的利益,而是要维护著作权人的利益,不能本末倒置。

第三,法律从没有授权音集协的独家垄断地位。这次音集协反复强调自己是“唯一”的音像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唯一”的表述让人以为它和中国律师协会一样,被法律赋予了法定的独营地位,所有著作权人必须参加他的组织,不参加的,其作品就是“违规”,这是“拿着红帽子压人”。

所以难怪有人质疑,这说明了音集协本身定位的异化,从维护著作权人的利益,正在变成追逐自身的利益最大化。这次音集协高调要求KTV下架非集体管理作品,在很多人看来还有另一种意图,就是逼着还没授权其“集体管理”的相关音乐公司、著作权人的就范,再不授权,自己作品的KTV终端就会被掐掉。

早在2012年,原国家版权局公布的《著作权法》(修改草案)提出“可强制使用他人录音作品”,就曾引发过中国音乐界的集体反弹,这背后是长期以来,中国音乐人对音集协无法真正代表自身利益的焦虑。从音乐圈内的一些亲历讲述来看,音集协更像管理衙门。之前,音乐人付出辛苦劳动创作的音乐作品,被音集协“仔卖爷田心不痛”地以几百块的白菜价卖掉。

这次音集协的下架要求,已经涉及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倒逼着著作权人乖乖就范,已涉嫌违反《反垄断法》以及违背诚信原则。

事实上,一个行业多个协会,展开充分竞争,代表行业利益,这是早几年就已经开展的协会改革。很多国家、地区的著作权中介组织都存在多家,彼此之间有竞争,著作权人也可自由转会。比如,我国台湾地区有台湾音乐著作权人联合总会、“中华”音乐著作权协会等7个中介团体。欧洲也严防著作权中介组织形成垄断,积极保护著作权人的“自由转会权”。

著作权是属于著作权人的,音集协是为维护著作权利益而设的,而不是相反,只有加入音集协才能维护权利。这次音集协自我标榜自己是“唯一”组织,要求KTV 下架“非集体管理”作品,有不正当竞争的嫌疑。

说“记者一代不如一代”是对现实的无知

今天是中国第19个记者节,与从前相比,为今天写作文章越来越像是一种冒险。因为冷眼的智叟遍布行业内外,他们或以习惯性的否定给新闻业泼冷水,或盲目缅怀黄金时代而贬低现在。“冒犯”这些人,“抗拒”那些平庸观念,成为我们振奋职业精神时的任务之一。

当然,破除悲观情绪所营造的氛围,并不是庆祝记者节的目的。我们清楚地知道,过度美化纸媒时代,把今不如昔的悲情循环播放,在重复某种幻觉的同时也遮断望眼,直接后果包括但不限于抹杀新世代记者的努力,无视那些在记者断层阶段依然做着弥合工作的人。

(记者雨中采访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很多在纸媒时代建立起职业声望的人,都在移动时代降临、合并其他职业环境急剧变化的当口,陷入了虚无主义的深坑。而这样的新闻环境下,新一辈的记者带着新的眼光进入,已经开始用新的角度记录中国,在价值观、新闻技术诸多方面与坚守者接力。

一切新闻史都是当代史。我们不是要否认记者前辈曾经拥有的时代,也不是要完全消除他们引以为荣的作为。问题在于,我们不认为现在的记者做的更差,90后成为记者的主力势所必然,新闻业的人力资源完成了世代轮换。他们的职业化受益于行业精神的薪火传承。

在以往的记者节里,纪念的主题多数是重温新闻业的重要性,重申记者的功能和角色。今天,这样的重温与重申仍有必要,但我们特别想讨论的是,随着新闻传播环境的巨变,社交媒体制造巨大的舆论空间,记者在新闻生产与内容消费杂处的时代,何以自处,赖何自尊。

在新闻选题从宏观政经下沉至社会关系时,抵达现场一如既往地重要。记者区别于舆论写手、自媒体账号的基本特质就是在场,无论两微一端多么方便信息流通的速度,“现场”对记者素养和角色养成,都起到非比寻常的作用。无现场、不记者,这是贯穿至今的职业原则。

对现场的强调怎么也不过分,可还要澄清的是,现场不只是像重庆巴士坠江一类“突发新闻”的现场,但凡表现国人生存处境的,哪怕是静态,也是“现场”,比如广场舞大爷大妈的情爱恩仇。作为记录者,记者要记录的不仅仅是新闻的速写,也包括社会与活着的真相。

(记者张铖在天津港特大火灾爆炸事故现场采访。来源:新华社)

新世代记者的职业状态,也是中国人“活着”的一部分。显然,它并非尽善尽美,实际上国内一流大学毕业生从事记者的意愿持续走低。而有志者又缺乏顶尖媒体环境的锤炼,成熟记者集体涌现较少,在一种耻谈新闻理想的偏激环境下,价值接力并不稳定。

男女记者的性别比例失衡,也成为现今新闻业的困扰。男性记者偏少,女记者又因为性别环境不尽完善,面临各种压力测试,有的被迫离开这个行当。记者群落的性别及其生存状态越来越深刻地体现出国情问题。诸如此类,都是习惯往后看的悲情者、悲观厌世的人看不见的。

过去一段时期,在舆论“僭越”新闻,内容消费势头盖过新闻生产的情况下,记者的公共职能和社会价值都遭到轻视。这一状况随着网络环境释放出的恶意无法自我净化、信息污染的危害被人们广泛认识后已经扭转。当然,好编辑与成熟记者的供需矛盾仍然坚挺。

现如今,追求真相作为新闻业的“硬核”并没有变,但讲故事的方式已经改变,媒体业需要新人和新的视野,实际上也形成了许多新的新闻方法,这是过去无法想象的。相较于工作环境,新的衡量标准也应当在传承中创新,以不负坚守者与新世代记者的需求。

在许多意义上,启蒙时代都过去了,都让位于国民更新了的需求清单。但我们坚持认为,这种时代环境的转换,并不能得出记者一代不如一代的论断。新世代记者仍在做真正的新闻,整体新闻文本的品质不输给黄金时代,他们自有表达其接力行业禀赋及精神品质的方式。

新闻史已经并将继续证明,不同世代的记者薪火接力,从方法论到价值观,恒定的归于恒定,变化的归于变化,整个行业即使有短时间的断层,但也可以避免行业断代。纪念记者节,还请看到新世代不断接力的脉络,也请体谅和期待这一接力过程,及其绵延的意义。

总之,维系薪火接力,不仅裨益社会人间,每位记者也能从这一接力的历史进程中找到自尊的底气。参与并促进这一接力,也可以启发在职或退役新闻人面对时代浪潮时恰当自处。人们对新闻的爱总不可能一样多,所以它才会有坎坷,但蕴涵未来的接力令它不脆弱,至少比唱衰的人更坚强。

泉港碳九泄漏事故,有哪些不该发生的错误?

1月4日凌晨1时13分,福建省东港石油化工实业有限公司(下称“东港石化”)执行碳九装船作业时,码头连接海域软管处发生泄漏。11月9日,在事故发生5天后,泉州市政府新闻办发布通报称,目前已初步认定为一起安全生产责任事故引发的环境污染事件。

无论是关心该起事故的“吃瓜”网友,还是生活在泉州市泉港区的40万名居民,尤其是生活在事发地附近、世代以捕鱼为生的数万名渔民,他们所能得到的信息都是模糊的。

自事故发生后,为何一个省级石化工业区能够距离四万人的渔村只有174米,泉州市政府和相关部门的应急处置工作是否到位,网络上的讨论甚嚣尘上。

(当地对渔排的浮球泡沫进行全面更换。图片来源:中国之声)

那么,石化工业区到底应该距离居民区多远?在一起事故发生后,地方政府和相关职能部门应该按照怎样的流程来做好应急、处置工作?

按照《环境影响评价法》,为了预防因规划和建设项目实施后对环境造成不良影响,需要对项目建设后可能产生的影响进行分析、预测和评估,提出预防和减轻不良环境影响的对策和措施。在环境保护部门对项目的环评报告进行批复后,项目才能进入到建设阶段。

那么,在项目建设过程中和建成后生产过程中,其产生的噪音和排放的废气、废液、废渣等是否会对周边环境产生影响以及对居住在附近的居民产生影响,正是环评报告中最关键的一部分内容。

泉港石化工业区于1996年建成,其环评报告现在网上很难查询到。但是,早在1989年发布的《环境保护法》中就已经提到了“建设污染环境的项目,必须遵守国家有关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的规定”。关于石化项目与居民区之间的距离,即便没有突发事件引起的排放,石化项目在正常作业下“跑冒滴漏”仍然会对周边居民的公众健康造成影响,因此一般根据情况设置500米至1000米不等的安全距离。

即便泉港石化工业区因为建成于20年前,相关的法规尚未完善,在此后的时间里,相关环境主管部门仍会进行排查。

在2015年开展的涉危涉化重点建设项目环评专项检查中,泉港石化工业区存在环保隔离带居民搬迁进展缓慢、事故池容积不足、应急防控机制和设施不完善、危险废物管理和处置不规范等问题。原环境保护部多次与地方政府和有关部门沟通协调,并明确提出整改要求。

2017年12月,中央环境督查组公开的针对福建省的督查反馈中,提到“泉港石化园区规划面积约29平方公里,厂居混杂问题突出……2016年泉州市政府批复要求在园区边界外设立550米安全控制区,目前虽制定有关专项规划及搬迁方案,正在推进实施,但园区及周边控制区仍居住约4.6万居民”。一直到2018年9月底,《福建省对外公开中央环境保护督察整改情况》中提到,泉港石化园区安全控制区搬迁工作完成53.3%。

如果此前福建省政府和相关部门能够引起必要的重视,发现问题就解决问题,可能这次事故就可以避免。

原本应该存在的环评机制没有为泉港地区40万名居民提供足够的安全感,此后有关部门的排查也没有避免事故的发生,在碳九泄漏事故发生后,一系列本来应该由地方政府和有关部门执行的法规,似乎也没有能够保障当地居民获知有效的信息,减少这起事故所带来的伤害。

泉州碳九泄漏事故是一起棘手的事故。从影响范围上来说,该事故涉及数万人的居民区、沿海养殖区、大气环境和海洋生态环境;从污染物类型来说,涉及的不是单一的污染物,而是芳烃类化合物、烯烃类化合物和部分杂原子。其中,部分化合物还可能在光照情况下产生二次反应,生成二次污染物,也有可能在进入水体后,与水体发生二次反应。

根据《环境保护法》《大气污染防治法》《国家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等,在事故发生后,涉事企业、地方政府和相关职能部门承担着不同的责任,而地方政府和相关职能部门的首要责任就是要最大程度地保障公众健康和生命财产安全,同时做到依法应急、科学处置。

(涉事企业东港石化 图片来源:每日经济新闻)

其中,涉事企业即东港石化应该在事件发生后,及时通知可能受到污染危害的单位和居民,并向当地环保部门和有关部门报告,同时,必须立即向就近的海事管理机构和渔政管理机构报告。作为涉及危险化学品的事故,东港石化还应当立即按照危险化学品应急预案组织救援,并向当地的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报告。

作为本次事故所在地的地方政府,泉州市政府则承担着全面负责突发环境污染事件的应急处置工作,生态环境部等上级有关部门根据情况给予协调支援。

泉州市政府应当根据突发环境污染事件的可控性、严重程度和影响范围对事件进行分级,不同等级的突发事件对应不同等级的反应机制。根据《突发环境事件信息报告办法》和泉州碳九泄漏事故的现场情况,考虑在媒体报道中提到的52人因接触污染物就诊、单户养殖损失数百万元、事故发生所在地临近四万人的居民区,此次泉州碳九泄漏事故好像应属于“重大突发环境事件”,那就应由福建省政府来负责应急指挥。但是,根据目前事故应急由泉州市政府负责来判断,事故可能被定级为“较大突发环境事件”。

在这次事故之后,网上不少质疑善后不到位的问题,是不是因为定级和事故的严重程度不匹配,也需要一个权威的解释。

此外,地方政府还应当及时向当地居民公告,采取强制性应急措施,同时,立即组织营救、救治、疏散或者采取其他措施保护危害区域内的其他人员。环保、渔政、海事、安监、卫生等部门,需要配合地方政府的指挥做好应急处置工作。这些工作是否都到位,在事故的反思中需要一一复盘。

碳九泄漏事故涉及多种化学品,目前泉州市政府仍未披露具体化学品的名字,在事故发生后,应该根据化学品泄漏的量级和危害设立事故隔离区,即以事故发生地为圆心,隔离距离为半径的圆,非事故处理人员不得入内,其余人员向逆风方向撤离至该区域以外。但是,在本起事故中,自始至终都未设立隔离区。

泉州碳九泄漏事故已经对当地居民的健康和心理造成很大的负面影响,需要反思的不仅是事故本身,还有对化工石化企业的环境监督,还有政府相关部门的应急机制,都需要汲取深刻的教训。只有全面了解这次事故的直接原因、深层次原因,反思机制上所存在的问题,才能避免下一次事故的发生。

14名福彩官员贪污1360亿?传言是不透明的产物

11月9日,中央纪委网站发布了一篇重磅文章,介绍驻民政部纪检监察组如何严肃查处中国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原主任鲍学全、王素英,原副主任王云戈、冯立志等14名局处级领导干部的违纪违法问题,并公开了中国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4名原负责人忏悔视频。

中纪委的文章发布后,引发了关于贪腐金额的广泛传言。流传甚广的说法是,14名官员一共贪污了1360亿元,平均每名官员贪腐97亿。当然,此说法缺少权威来源。民政部的数据显示,2017年,中国福利彩票销售金额为2169.8亿元,加上体彩部分,彩票总销量达到4266.69亿元。1360亿将近全年售彩的三分之一,贪腐如此巨额,可信度并不算太高。

(中国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原负责人忏悔视频截图)

但它并不妨碍“14名官员贪污1360亿”的说法广泛传播。一方面,彩票发行管理领域的腐败大案中,贪腐金额高于十亿的已有先例,比如《廉政瞭望》杂志曾披露,由福彩中心担任最大股东的中彩在线,总经理贺文非法获利至少27亿元。另一方面,彩票发行管理的不透明状况,早已为外界广泛诟病。贪腐金额成谜引发的传言,也是信息封闭的现实产物。

福利彩票顾名思义,它的功能在于社会福利保障。在《彩票管理条例》等规章制度中,在彩票奖金和彩票发行费之外,该拿出多少彩票公益金,专项用于社会福利、体育等社会公益事业,也有明确的比例规定。福利彩票定位的公益性,决定了收支必须高度透明,“按照政府性基金管理办法纳入预算,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保证专款专用,并接受社会监督。

不过,福利彩票领域的信息公开力度,长时间处于滞后的局面,彩票发行、销售情况很少面向社会全面具体地公布。由此导致本该用于公益事业的公益金使用不透明,彩票发行管理费用标准混乱,等等。另外,由于实行特许发行制度,彩票发行管理权也容易被当成寻租的筹码。

这些管理乱象背后,对应着各类贪腐案例。像此前有媒体报道,福彩中心黄山培训基地奢华惊人;而此次报道提到的王素英,实际上已经是近年来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被查的第三任原主任。连续三任主任落马,从侧面说明,在这个亟待规范的领域,由于管理不透明,触手可得的利益对权力产生了多大的诱惑。

2012年彩票领域曾迎来首次全方位的审计,2015年公布的结果,让外界倍感错愕:抽查的658.15亿彩票资金中,涉及到虚报套取、挤占挪用等违法违规问题金额高达169.32亿。如此高的问题资金占比,加上彩票领域贪腐案例频发,都为“14名官员贪污1360亿”传言提供了可信度的加持。

在贪腐之外,彩票发行和宣传过程中塑造出来的暴富幻想,让福利彩票给外界的形象进一步扭曲,偏离“福利”的定位。

(2017年12月8日,四川省成都市,四川广元200名彩民众筹2772元合买双色球中1194万元一等奖奖金。)

据此前多家媒体报道,中国的彩民数量已经达到三亿左右,买彩票上瘾导致家破人亡的大有人在。对这个群体来说,彩票宣传偏离公益性,已经造成了成瘾的后果,日复一日的购买行为,支撑着一夜暴富的幻觉。在此前提下,如果每年几千亿的彩票销售资金,最终变成了贪官们的提款机,那冠着福利之名的彩票,无疑是对彩民光天化日下的欺骗。

零碎的信息披露,粗疏的信息公开,都会放大外界对彩票贪腐传闻的想象。既然让官员露面忏悔的初衷是警示,那更该交代清楚,14名官员贪腐金额是多少,避免留下猜测空间。这本身也是信息公开的一部分。基于监督考虑,彩票管理也该告别粗枝大叶式的公示机制,必须严格按照《彩票管理条例》等规定,对外公开彩票公益金的筹集、分配和使用情况。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彩票发行管理中心的官员接连落马,进一步说明它是贪腐高危领域。一个原因在于,从权限设置上,彩票发行管理中心集运动员和裁判于一身,既享有彩票的发行权,又享有管理和监督权。所以,很早以前就有代表委员提议,应该建立专门机构来管理彩票发行支出。考虑到贪腐状况频发的现实,彩票发行管理机构改革必须提速,加快分权,早日堵上腐败的制度漏洞。

性侵未成年人的证据更“灵活”,更考验法官的能力

没有其他人看见,也算“当众猥亵”?“非身体接触猥亵”也可认定猥亵儿童罪?这些司法政策乍看起来有些不合理,却扎扎实实强化了未成年人的法律保护。

日前,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第十一批指导性案例,对检察机关办理性侵、虐待未成年人违法犯罪案件进行办案指导,其中提出了一系列针对未成年人性侵案件、虐待案件司法政策适用标准。

“非身体接触猥亵”等政策看似有些奇怪,却是对于互联网环境之下、师生关系之下性侵犯罪量身制作的司法标准,放宽性侵认定标准,是为了更好保护未成年人。同时,这些标准也对司法机关公正办理案件、夯实证据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既要保护好未成年人,又要防止冤假错案发生。

(图片来源:网络)

首先,性侵未成年人法律标准应该宽于性侵成年人,而惩罚应该更严厉,这是法治国家通行的标准。在欧美国家,成人色情能得到较大的宽容,而观看、持有儿童色情照片,是美国刑法绝不能碰的底线。但是在这方面,我国的司法欠账较多。

其次,“非身体接触猥亵”也可认定猥亵儿童罪等司法政策大调整,是对中国的现实有的放矢之举。

比如骆某通过QQ软件将13岁女童小羽加为好友,通过言语恐吓,向其索要裸照,再以裸照相威胁,要求与其见面并在宾馆开房。法院一度认为这属于是猥亵儿童(未遂)。但是,检察机关认为,哪怕没有线下的直接接触,骆某获得并观看了儿童裸照,应认定为犯罪既遂。

通过网络通讯工具,以诱骗、强迫等方式要求儿童拍摄、传送暴露身体的不雅照片、视频,哪怕没有实际的身体接触,已经和普通的猥亵行为一样具有严重危害性,一样对孩子造成了精神摧残。目前,中国互联网的应用高度发达,一些“怪叔叔”通过互联网实施的强迫猥亵行为,哪怕没有现实接触,也同样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理当定罪处罚。

再比如,个别老师在教室、公共厕所、女生宿舍里对女生实施强奸和猥亵,哪怕犯罪分子施暴时比较“谨慎”,但只要当时有多人在场,即使在场人员未实际看到施暴,也应当认定犯罪行为是在“公共场所当众”实施的,从而加重处罚,这种“从重标准”可谓大快人心。

第三,针对未成年人的性侵犯罪具有隐蔽性、长期性的特点,被侵害人因为年幼,无法正常表达,或者无法了解犯罪性质,导致案件证据难以固定。这就需要在证据标准上做出特殊规定,既要防止《熔炉》这样的性侵悲剧,又要防止丹麦电影《狩猎》里的诬告现象。

在这次最高检公示的“齐某强奸、猥亵儿童案”中,齐某作为一小学的班主任,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将班里多名不满12岁的女生在各种场合进行威胁或者强奸。被告人的辩护理由是:犯罪的直接证据只有被害人陈述,其他证人证言均是传来证据,没有物证;被害人陈述前后有矛盾,不一致。

此案由最高检抗诉到了最高人民法院,最终齐某被重判无期徒刑。最高法认为,此案中“被害人家长与原审被告人之前不存在矛盾,案发过程自然”,“被害人陈述及同学证言符合案发实际和儿童心理,证明力强”,从而认定了犯罪事实。

(图片来源:网络)

这就需要重构“以被害人陈述为核心的证据链条”。最高检表示,“要根据未成年人的身心特点,按照有别于成年人的标准予以判断。审查言词证据,要结合全案情况予以分析。根据经验和常识,未成年人的陈述合乎情理、逻辑,对细节的描述符合其认知和表达能力,且有其他证据予以印证。”

这需要做出全面考察:报案经过是否及时、自然?包括被害人陈述,是否与其年龄认知水平相匹配?对于核心事件的指认是否一致?对于被告人的指认是否具有排他性?受害人一方是否有需诬告的动机?这还需要能对被告人的背景进行调查,来强化自由心证。

这给检察机关的审查起诉能力、法院的辨别证据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重构“以被害人陈述为核心的证据链条”,绝对不是“按口供定罪”,相反,需要公检法各机关全面调查案件,用细节定案,通过主观证据、客观证据和传来证据的互相印证,构成证据链。

未成年人被害人的每一次陈述中,涉及到的具体时间、地点和人物,都要做出全面的调查,看其是否能够得到交叉印证,从而构成证据链,达到法官判断的“自我确信”。

性侵未成年人的证据认定更“灵活”了,但法院的责任更大了,绝对不能像之前那样对于公安机关办的案照单全收,而是要发挥“以庭审为中心”的作用。

每一个蒋劲夫家暴时都有动人但不堪的理由

今天,许久不露面的娱乐圈小生蒋劲夫,闹了一个大新闻——家暴女友。

首先是他交往四个月的日本女友中浦悠花在社交平台上曝光其鼻青脸肿、身体受伤的照片,还留下了一句玄之又玄的话:

蒋劲夫的不明行踪与我有关。应律师和搜查人员的要求,我不方便透露。

虽然话里有话,但其中暗含的线索已经足够让吃瓜群众浮想联翩:难道这满身乌紫的伤痕,是被蒋劲夫打的?

吃瓜群众又仔细想想,觉得这太不可能。蒋劲夫看上去肤白貌美,仪表堂堂,积极向上的大好青年一个,怎么会干殴打女性这等不入流的龌龊事?

但万万没想到的是,蒋劲夫很快就发了微博——承认家暴!

不回避、不掩饰、不躲藏,悔恨之情,溢于言表,令人动容。

果然,马上就有脑残的粉丝或者营销号表白了:娱乐圈第一个承认家暴的男明星,被他圈粉。

然而,这并不只是一个浪子回头、知错就改的故事。很快就有人为蒋劲夫的动粗,提供了第一手具体详细的资料说明。

内容很长,总结起来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1,蒋劲夫的女友悠花很爱去夜店,蒋劲夫对此很不爽,曾想要分手。女友苦苦挽留,一面答应戒掉夜店生活,但私下里依然我行我素。

2,悠花辞掉工作,退了房子,衣食住行全由蒋劲夫一手包办。蒋劲夫甘愿充当冤大头,还认为这是女友“很爱他”的表现。

3,悠花曾假装自己怀孕,拿假的B超化验单骗取蒋劲夫的信任。蒋得知后,立马决定与女友结婚,还带其回家见父母。但验孕报告出来后,证明了怀孕子虚乌有。但善良单纯的蒋劲夫,只是把这件事当成了一个乌龙,没有深究。

从以上叙述,蒋劲夫应该是一个非常善良、脾气温和、对女友宽容忍让、没有心机又负责任的甜蜜爱人和新好男人,那事情怎么会闹到动手打人、且打得那么狠的地步呢?

于是,更重要的理由出现了:悠花不愿意给中国人生孩子,而蒋劲夫又很爱国,两人的冲突在所难免,一不可收。

与此同时,蒋劲夫女友的诸多“黑料”被网友曝光——悠花在与蒋劲夫交往前,与多名男子保持亲密关系。即使与蒋劲夫交往后,行为也没有收敛。

至此,故事的走向演变为:一个“用真心换此生”的纯情小生与“行为放荡不端”的女人的恩怨纠葛。小生难忍女人的放浪形骸和多次欺骗,加上难以自抑的爱国热情和不可调和的民族冲突,多种因素综合发力下,才有了这一场痛打女友的悲剧。

网友将整个过程总结为一句话:蒋很爱她,她欺骗了蒋,蒋打了他。

相比蒋劲夫好友的精彩爆料,女友悠花暂时的表态为:一切听警方安排。

但一些网友内心的正义感沸腾了。他们心安理得地接受了当事人单方面公布的真相,为委屈柔弱的男主打抱不平:

尽管受伤的是悠花,但网友们心疼的却是蒋劲夫:他人太好,太单纯,才会被骗;伤心绝望,忍不可忍,才会动手。如果不是到万不得已,他肯定不愿意伤害任何人。一时冲动之下酿成大错,他肯定难过自责……

甚至还有人连带感谢为蒋劲夫挺身而出、仗义执言的好友:感谢你提供了事实的真相!

于是,一场轰轰烈烈的明星家暴门,演变成了让人眼眶泛红的捍卫男性尊严和歌颂兄弟情的故事。

这样的剧情反转,确实很精彩。但这一反转的背后,让人寒意阵阵:

哪怕是面对“家庭暴力零容忍”这样具有高度共识的社会议题,只要施害者拥有一个动人、情非得已的理由和赚人热泪的故事文本,一切暴力的元素都会被巧妙地化解;

只要受害者不如公众期待的那样完美,那么她则是“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被打固然值得同情,但也是活该。

这样的逻辑并不陌生。几个月前,张雨绮因为“打老公”上了热搜。他的前夫袁巴元报警说,张雨绮持水果刀将他划伤。

事后,张雨绮宣布离婚。对此网友纷纷表示崇拜,称赞她“杀伐果断、敢爱敢恨、干得漂亮”。

明明是张雨绮持刀伤人在先,为何反而被舆论热捧,而被她伤的老公,则如过街老鼠,人人唾弃?就因为在大众的印象中,袁巴元是一名不折不扣的渣男,“招摇撞骗、把妹泡妞、欠债不还、诉讼缠身”,辜负了张雨绮的钟情和信任。

所以,张雨绮不仅打人有理,还为无数忍气吐声的女性树立了榜样:婚姻里宁当泼妇,不当怨妇。

可见,只要有一个说得过去的理由,家暴的行为不仅不会受到谴责,还会被无限美化,甚至上升到争取男女平权的历史高度。

所以,但凡有明星的家暴新闻曝光,施暴者首先想到的不是如何去诚心忏悔,尽力去弥补受害者的损失和伤害,而是致力于找一个能够完美脱身的理由,不惜把脏水泼到受害者的身上。

因为《延禧攻略》走红的明星许凯,也曾被曝出家暴女友,女孩子也被打得鼻青脸肿。许凯开始否认了一切,认为是这个女生主动勾搭、炒作。后来事情闹得太大,他不得不出面回应说,这不是家暴,而是撕扯、推搡,还附带了一大段动人的情感独白——

总结起来就是:我没打你,只是失手推了你。关系是相互的,伤害也是相互的,或许我是个坏男生,但现在我想成为一个好人。

这样一来,不仅弱化了暴力的严重程度,还巧妙地将整个过程稀释成情侣间正常的吵吵闹闹,分分合合。自然也能轻易赢得粉丝的谅解,甚至还因此提升了他的型男魅力。

每次这样的新闻,这样的洗白,舆论风向的倒转,都会让人倒吸一口凉气。

曾经,家庭暴力在中国视为理所当然的存在。很多家庭成员,尤其是女性,由于无法寻求到必要的司法救济,常年累月生活在被挨打的恐惧中,为了存活,甚至走上了杀人犯罪极端道路。

整个社会,用了漫长的时间和巨大的努力,才逐渐凝聚成一个公民共识:

家庭暴力,不是家庭内部的问题,而是一个严肃的法律问题。任何人,除了必要的自卫外,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伤害侵犯他人的人身安全。

因为有了很多血的教训和有识之士的呼吁、努力,才有了《反家庭暴力法》的出台,为家暴受害者提供必要的法律保障和救济途径。

但就算有了法律的保障,家暴行为也难以杜绝。曾担任婚姻法起草小组组长的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巫昌桢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专访时曾说:“家暴是一个国际难题。没有任何婚姻制度可以承诺给人幸福,但至少应该有措施可以使人避免极端的不幸。”

法律,更多的是一种事后的惩戒和威慑。受害者往往是受到伤害之后,甚至反复受伤之后,才会寻求法律的帮助。但就算是维权意识坚定,但也会因为经济限制、证据不足、程序复杂而望而生畏,中途放弃。

所以,更好的反家庭暴力的方式,是利用社会观念的力量,让施暴成为每个人心中不可触碰的底线。利用舆论的压力、道德的束缚、法律的约束,将任何暴力的元素扼杀在萌芽状态。

为什么扶贫几十年,穷人反倒“越来越多”?

自实施“精准扶贫”战略以来,扶贫成了全社会关注的焦点。很多人问我,为什么扶贫这么多年,穷人的数量还那么多?这个问题既好回答也不好回答。有人可能会假想扶贫的钱没有真正用在扶贫上,也有人认为富人越来越富,掠夺了穷人的财富。对于贫困和扶贫,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看法。所以很难回答为什么穷人反倒越来越多这个问题。

而且,扶贫这么多年,穷人真的是反倒越来越多吗?

▌数字的迷思和穷人的命运

实际上,贫困既是一个客观的现实,也是一个政治、经济社会的再生产品。改革开放之前,从物质角度看,社会存在普遍的贫困。80年代中期,政府开始实施扶贫战略,但因穷人太多,没有财力照顾到这么大的群体,只能选择其中最贫困的群体。如何知道哪些是最贫困人口?为此,中央政府制定了一个贫困线,也就是说,收入低于这个线的人就算是穷人。

1978年的贫困线为农民年人均纯收入低于100元人民币。过来的人都知道,当时每个月10元钱可以维持基本生活。按照每人每年100元的纯收入,1978年,中国的贫困人口数为2.5亿。1985年,贫困人口减至1.25亿,到1990年,贫困人口减到了8500万。所以,在大家的印象中,90年代的贫困人口就已经降到一亿以下了。

1993年,国家实施“八七”扶贫攻坚,目标是到2000年解决8000万贫困人的温饱。“八七”扶贫攻坚结束后,国家宣布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基本解决。这就给公众留给了我们没有贫困人口了的印象。这一印象也有其客观性,改革之前的普遍贫困现象的确有了很大的缓解。但是,认为贫困问题基本解决的印象,则是“数字变化”的结果。

虽然90年代贫困线不断调整,2000年的贫困线已达到了625元人民币,但这更多地是因为物价上涨的调整。实际的标准并未提高很多,也就是说,我们一直是按照极端低的贫困标准来估算有多少穷人的。标准低,穷人数量就少,自然穷人数量的减少就会相对容易。

例如,1993年的贫困人口是8000万,这是按照低贫困线统计的数据。2000年,按照这个数据,政府宣布贫困人口的温饱基本解决。但是,如果按照现在2300元的购买力平价标准计算,就会有超过5亿多贫困人口,按照这个人数,到2000年,政府无法宣布贫困问题得到了基本解决。同时,贫困线的高低,一方面有着客观的需要,例如究竟多少钱才能维持生活,但同时,政府也要考虑财政的能力、业绩是否可以达到等等不同因素。

更为重要的是,这些数字有专业的机构和专家进行研究,难懂的数据收集和各种数学公式的计算将一般公众挡在在知情的大墙之外,“贫困人口有多少”这个问题,也借助专业知识,从一个客观的现实逐渐演化成了复杂的政治经济社会再生产的产物。公众迷失于不同的数据,农村的人口则只能被动地在政府划定的收入范围内寻找自己的位置。

长期维持低贫困线造成了公众实际认同和国家官方宣传之间的断层。由于采用低的贫困线,造成很多人口虽然生活在贫困线之上,但仍处于非常贫困的状态。2008年,政府基于多方面的考虑,将贫困线调整为1196元,这样贫困人口增至4000万。

▲ 不同年份贫困标准线及贫困人口数统计。

2012年以来,新一届政府秉持“到2020年全面建设成小康社会”的理念,开始全面关注贫困问题,实施“精准扶贫”战略。

如果按照原有的贫困线,就只有4000多万贫困人口。但同时,在媒体的报道中,很多农村依然非常贫困。这是因为低的贫困线,给出了穷人少的印象,而实际很多在贫困线之上的人口也很贫困。所以如果不调整贫困线,一方面将影响政府的信用,另一方面,到2020年宣布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时,如果依然还有庞大的贫困群体存在,也会带来更大的信用问题。

因此,贫困线被大幅提高,按照2011年的购买力,升至2300元。这次调整比较符合中国贫困的客观实际。

由于贫困线大幅提高,贫困人口数量猛增到1.24亿。这就是大家为什么会疑惑上个世纪贫困没了,如今又出来了1.24亿贫困人口的原因。

可见,公众的不解来源于不同时间贫困数字的变动,而非贫困人口实际增减的真实情况。穷人的命运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如何制定这个数据政治经济考虑的影响。如果你是处在贫困线以下的群体,就有可能得到支持,而处于线上的群体可能就被排除。

那么有谁能认为人均年收入低于2300元以下的是穷人,而低于2800元的就不是呢?或者说,如果没有严格的记账统计、专业的调查,在农村如何知道谁家的收入究竟是多少呢?数据的游戏不仅产生了某种排斥,同时也产生围绕着谁是穷人的社会博弈。

▌中国的贫困人口到底减少了多少?

这里讲的“数字变化”并非要否定我们的减贫成就。

按照世界银行(以下简称“世行”)估算的国际最新贫困线标准(一人一天1.99美元)计算,中国1981年的贫困发生率是88.3%,而按照2011年我国2300元贫困线标准计算,1981年的贫困发生率则为90%,两者相差不大。

到2010年,按照1.99美元计算,贫困发生率下降到11.2%,而按照中国新的2300元贫困线则下降到17.2%。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按照全球的比较标准和中国新的贫困线估算,中国的贫困人口基本上从80%-90%都是贫困的状态,减少到现在只有11-17%的人口属于贫困人口的状态。这个成绩是很高的。

对于全球来说,中国减贫的贡献也是很大的。按照此前国际贫困线一人一天1.25美元估计,1981年到2005年,全球共实现减贫5.19亿人口,也就是说在这25年中,全世界共有5.19亿人口的收入提高到一天1.25美元之上。但是如果把中国的减贫数据减去,全球的贫困人口反而会净增加1.09亿。国际社会一直都把全球减贫的成绩归咎于他们的努力,但是很多人都用这个数据来质疑这个结论。总的来说,中国减贫成果是中国人自己的成绩,国际社会的贡献很少,国际社会的援助对于减贫的贡献几乎没有。当然这也是数据的游戏。

那么,中国的贫困人口到底减少了多少?

这个数据相信很多学者也无法估算。单就收入衡量的数据看,结合世行的国际贫困线和我们最新的贫困线估算,从1978年到现在的30多年中,按照国际贫困线1.25-1.99美元计算,我们大概减少了将近6-7亿贫困人口,估计存在5000万到1亿的贫困人口。

这只是按照收入计算的估计。贫困不仅仅是个收入的问题。即使有人每年纯收入高于2300元,但是由于医疗、教育和其他的开支造成了欠账,也会再次陷入贫困。但是这样的情况并不在我们估算贫困人口数据的范围之内。所以说,如果按照多维度,如资产,教育,卫生和其他方面来衡量,中国的减贫人口的数量不会像现在估算的这么多。

▌贫困人口会消失吗?

国家提出“到2020年实现按现在扶贫标准下的贫困人口全部脱贫”的目标。很多人问,到时候就没有贫困人口了吧?我说,这要看如何界定贫困了。

如果目标是,到2020年年收入低于2300元的贫困人口的收入都超过这个标准,我估计没有穷人了。但是,贫困是个相对的问题。随着社会的发展,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处于底层的群体,不管他们收入有多高,依然属于这个社会的贫困群体。

而且对于中国这样的转型国家而言,阶层也在变化。有的今年处于贫困,过几年脱贫了;还有的现在富裕,过几年又贫困了。所以说,贫困是相对的,不会消失。衡量贫困的指标也会不断变化,过去吃不饱算贫困,现在吃不好、穿不好、住不好算贫困。

只要人类社会的的分化不消失,贫困就不会消失,因为社会分化和分层很难消失,所以贫困也就很难消失。有多少贫困人口数量和什么状态算是贫困并不必然取决于客观上有多少真正的贫困人口,而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家和社会在其政治经济的博弈中愿意承担多少道义的责任。

一般来说,一届政府在结束其任期时,可能会根据现实考虑而宣布消除了贫困,新一届政府也可以把消除贫困作为其业绩的内容,再次宣布贫困问题依然严重。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贫困可以消除,可以减少,也可以增加。贫困人口的数字不必然反映真正有多少穷人,穷人是不是穷人也不必然由穷人自己说了算。